异国的壮举,在唐代外交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至今为人津津乐道,但论及对中国的贡献,玄奘无疑要远远超过鉴真,不仅是因为玄奘是鉴真的祖师,二者出国目的也决定了玄奘要比鉴真伟大得多,不妨可以这样说,二者的历史功绩,差距就象辈份一样大,简直相差了一百多光年.
玄奘俗家姓陈,名祎,河南洛州缑氏县（今河南省偃师县南境）人,曾祖、祖父都是官僚，到了他父亲陈惠，便潜心儒学不做官了。玄奘生于隋文帝开皇二十年,少时因为家境困难，跟着他二兄长捷法师住在洛阳净土寺，十三岁时洛阳度僧，破格入选。隋炀帝大业末年，兵乱饥荒，玄奘和他的二兄前往长安后，得知当时名僧已多聚在蜀地，因又同往成都。三、五年间，究通诸部，声誉大著。唐高祖武德五年，玄奘在成都受具足戒,武德七年离开成都，沿江东下参学。贞观元年，玄奘再到长安，很快就穷尽各家学说，受到称赞，声誉满京师。仆射萧瑀，奏请令他住庄严寺。玄奘觉得多年来在各地讲筵所闻异说不一，决心往印度求法,那时出国之禁很严，他正式表请赴印，未得许可，只好作种种准备等待着。贞观三年，因北方连遭灾荒，朝廷准许道俗四出就食，他得便西行，到达兰州，应当地人士请求讲经,参加旁听的西域商侣回去以后，便将玄奘求法的事向各地宣传了。玄奘继而潜行到达瓜州，得胡人西槃陀导送，夜渡瓠颅河。从此只身冒险，过了玉门关外五烽，度莫贺延沙碛，到达伊吾。高昌王麹文泰得知后，遣使迎往，敬礼备至，延留度过夏坐，并要久留在高昌，他坚决未允。当时西突厥叶护可汗势力遍及雪山以北各地，如去印度，须要取得他的协助，因而高昌王遣使陪送玄奘去叶护可汗衙所，时当贞观三年八月。玄奘离开高昌，过阿耆尼、屈支等国，越凌山到达素叶城，和叶护可汗相见，凭着可汗致所经诸国的信件和陪送的使者，很顺利的经过西域笯赤建等十国，越大雪山，直到邻接北印的迦毕试国。
他从此东行，进入北印度境，过滥波、健驮罗、乌仗那诸国。渡信度河，过呾叉始罗等国，至迦湿弥罗国，于此先后居停两年参学。随后入中印度境,更循殑伽河东下，于中途遇盗，几乎丧命。贞观七年,玄奘到了那烂陀寺，被推为通三藏的十德之一，很受优遇,至此在寺学习，历时约五年, 其后，玄奘为了更广泛的参学，便离开那烂陀寺,入东印度境，停一个多月，从此南行入南印度境，停数月,出伐腊毗国入西印度境，玄奘在印所学至此已经大成，携带几百部梵本和各种佛像，启程东归。渡大河时因遇风浪，失却梵本五十夹及诸异花种，停在乌铎迦汉荼城五十多天，从此经过滥波等地，度雪山，过波迷罗川，越葱岭到了于阗，以国王延留，未得即还。玄奘就派人随商侣入朝，表陈还国，约停了七、八个月,等到使人回来，并奉敕迎令东归。贞观十九年正月,玄奘到达长安,全城为之轰动,史载当时“道俗奔迎，倾都罢市”,唐太宗要求他据游历见闻，修西域传；并劝他还俗从政，玄奘力辞。因留他住弘福寺译经，由朝廷供给所需，组织了规模完备的译场。次年,玄奘撰《大唐西域记》成,贞观二十二年,译完《瑜伽师地论》一百卷的大部之后，请太宗替新译诸经做了总序，即后世所传的《大唐三藏圣教序》。
玄奘事迹多见于《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续高僧传·玄奘传》等典籍,玄奘所撰的《大唐西域记》，为研究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以及中亚等地古代历史地理之重要资料。玄奘圆寂于唐高宗麟德元年，葬于长安兴教寺（在今西安市南郊）,由于他的取经活动受人钦佩，使他后来逐渐变为神话中的人物。唐中叶就有关于他的传说，宋代出现《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明代又有《西游记》，使唐僧在中国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真实的历史人物往往被小说家所杜撰,唐玄奘可算是其中典型,一提起唐玄奘，一般人们都会想到《西游记》中那位胆怯懦弱、人妖不分、是非难辨的糊涂和尚,其实这仅仅是吴承恩的虚构，就历史上真实的玄奘而言，对其形象未免过于歪曲。史实记载的玄奘法师，不仅精通佛法，虔心求学，而且胆识过人，玄奘离开长安，艰难地跋涉在西域的雪山荒漠中，偶然遇到一名胡人，是个猎户，名叫石磐陀。当他得知玄奘要远赴印度求法，心中十分敬仰，发誓要做玄奘的弟子，随师父前往印度。但经过十多天的日夜兼程，石磐陀感到前途艰险，九死一生，顿时失去信心，竟产生了杀师叛逃的恶念。一天法师正在打坐，石磐陀抽出钢刀，向他逼近。见石磐陀目露凶光，玄奘知道他已经动了杀机。此刻，不论是厉声斥责，还是乞求饶命，都会激起石磐陀的杀心。于是玄奘静静地坐着，闭目不视。见此情景，石磐陀竟不敢下手，徘徊良久终于还刀入鞘。直到此时，玄奘才开口说：“石磐陀，你为何还不走？我没有你这样的弟子，你快回家和妻儿团聚吧。”在玄奘法师的责难下，石磐陀终于惭愧而去。面对歹人临危不乱,不具备大智大恿,绝对难以做到.
玄奘所译各籍，因为他对梵文的造诣精深，又亲自主译，所以名相的安立，文义的贯练，莫不精确异常，而且矫正旧译的讹谬，遂在中国译经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后人通称其译籍为新译。另外，从玄奘由翻译而传播的学说看来，纲举目张充分反映了公元五世纪以后印度佛学的全貌。当时印度那烂陀寺等处的佛学，已显然分为因明、对法、戒律、中观和瑜伽等五科。他于明科译出《理门》和《入正理论》，树立了在论议基础上的佛家逻辑轨范,于对法科，声闻乘方面以《俱舍》为中心，在它以前有根本的“一身六足”和《婆沙》等论，以及其后发展的《顺正理》、《显宗》等论，他都原原本本地传译了出来；大乘对法译出了《集论》和他的注书《杂集论》，显示对法经不同于瑜伽论的特点，并指示大小对法相通的途径。于戒律科，译传大乘唯一的《瑜伽菩萨戒》，并辑出《受戒羯磨》以为实行的规范。于中观科，特别译出护法的《广百论释》，以见瑜伽系贯通中观的成就。而于最后发展的“唯识”说，则编纂了完备的《成唯识论》，以尽其奥蕴。如上所举，可以说那烂陀寺最盛时期所传承的佛学精华，基本上已都由玄奘译传于中土了。至于他在讲学中阐扬了“理佛性”和“五种姓”之说，这不仅为后来创立慈恩一派的根本典据，即其他宗派也有加以采用，在中国佛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玄奘去世以后二十四年,也就是唐中宗嗣圣五年,鉴真生于扬州江阳县(今江苏省扬州市),鉴真俗姓淳于氏，十四岁时随父亲入寺参拜，见到高大慈祥的佛像，很受感动，要求父亲让他出家。父亲见他年幼志高，便答应了他的请求。恰好这一年武则天下诏让天下诸州度僧，鉴真就在大云寺里当了一名小沙弥,景龙元年,游学东都洛阳和西京长安，次年于长安实际寺登坛受戒，鉴真潜心研究三藏，尤其致力于律学的探讨,获得了讲授学问的资格。经过数年的苦心研讨，于开元元年开始讲授律疏，时年二十六岁。 不久之后，他回到淮南,接替了老师留下的重担，继续在江淮地区传播律学，江淮奉持戒律的人，都尊他为授戒大师。鉴真的名声远扬，传到了正在长安的日本留学僧耳朵里, 便决定设法邀鉴真东渡日本传戒,鉴真听了便答应了,还要众弟子一起去,众弟子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一时陷于冷场,过了好一会儿，才有一个答道：“彼国太远，性命难存，沧海淼漫，百无一至。人身难得，中国难生；进修未备，道果未到。以此之故，默然无对。”鉴真很生气,说：“你们大家不去，那我就自己去吧！”众弟子连忙说：“如果师傅要去，我也跟着去。”鉴真见众多门徒愿意追随自己赴日本，转怒为喜，于是共同在佛像面前立下宏愿，并商议了准备东渡的策略和步骤。鉴于朝廷海防甚严，他们决定暂不公开渡海目的，宣称准备供具往天台山国清寺供养众僧，在这一幌子下，加紧打造船只，备办干粮。日本留学僧在长安时曾求得宰相李林甫之兄林宗的书信，请他们在扬州任仓曹参军的侄儿李凑帮助造船，所以造船工作得到了李凑的支持，进展顺利。
当时东南沿海海盗横行---恐怕倭寇不会少,台州(今浙江临海、黄岩、温岭、仙居、天台、宁海、象山等县地)、温州(今浙江温州市及永嘉、乐清、瑞安、平阳、文成、泰顺等县地)、明州(今浙江甬江流域及慈溪、舟山群岛等地)海边都遭受其害，海路堙塞，公私断行。在此形势下，鉴真一行的动向，格外引人注目。为了减少阻力，避免误会，他们亟须加强团结，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为此，有人提议：“如海等人学道未久，是否可以暂留国内，不预此行？”如海愤怒异常，当即裹头入州，上采访使衙门告道：“有僧道航造舟入海，与海盗勾结。总共若干人，已备好干粮，分布在既济、开元、大明寺，又有百名海盗已经入城。”采访使得报，即发兵搜捕鉴真一行。经过推问，证明鉴真等不是海盗,但所造舟船被没收入官，第一次东渡的计划，终究是失败了。 日本留学僧找到鉴真，商量再次东渡之事。鉴真安慰他们说：“不用发愁，等到合适时机，必遂本愿。”并拿出上好官币八十贯钱，买到岭南道采访使刘巨鳞的军船一只，于天宝二年十二月再度扬帆东下,船刚出长江口即被飓风击破，只得上岸修理船只，一个月后第三次东渡，又因航程中风浪险恶，航道艰危，船被打破，飘泊至明州，被明州太守安置于鄮县.
天宝三年，鉴真先后应越州(辖境相当今浙江浦阳江流域大部分、曹娥江流域及余姚县地，治所在今绍兴)、杭州、湖州(治所在今浙江吴兴)、宣州(治所在今安徽宣城)僧众之请，往各地巡游、开讲、授戒，最后还至鄮县,.鉴真一往无前地要实现东渡传戒的愿望,因此携带钱帛往福州买船，并采购粮食杂物，准备作第四次东渡,但在台州始丰县境，被江东道采访使派人追及，护送回扬州。原来鉴真的弟子灵佑和其他一些僧人，担心鉴真渡海遇到不测，具公文向官府报告了鉴真一行的动向，故使计划又告夭折。天宝七年,鉴真自扬州崇福寺出发，经瓜州运河入海向南。一路上风急浪高，水米断绝，飘泊至振州(今海南崖县)地界始得靠岸。这样，第五次航海又失败了。鉴真等受到当地地方官的供养，在各地做了些佛事，便被资送回扬州。鉴真的精神受到很大打击，加上不适应海南炎热的气候，患了眼病，视力大受损害。天宝十二年,日本留学僧来到扬州拜访鉴真,告诉他唐玄宗拒绝让鉴真到日本传戒,鉴于这种情况，请鉴真自己决定是否随遣唐使的船只东渡。此时鉴真已有六十六岁高龄，眼睛又不好，不顾唐朝官府对于私自过关出国有明文禁止,竟欣然允诺,经过一番安排，鉴真和尚乘上遣唐副使的船，携带的物品除各种佛像、菩萨像、舍利、经卷、律典、幡幢之外，还有各种金、玉器皿、饰物、王羲之、王献之等著名书法家的字帖等,十二月二十日，鉴真正式踏上了日本国土，终于实现了心愿.
在鉴真到来之前，日本寺院中所用的经卷，都是从朝鲜半岛传入，所以各本间歧异和错误很多,鉴真到达后，经过经过鉴真及其弟子们的辛勤努力，这些经卷大都得到了订正。此外，鉴真对于日本的医药学、书法、建筑、雕塑、美术等方面的发展都有巨大促进作用。传说他曾用鼻嗅的方法，把正仓院所藏药物一一加以辨证，并说明它的用途，著有《鉴上人秘方》一书传世，日本的药商一直把他当作医药之祖奉祀,鉴真携至日本的二王真迹法帖，及带有能写一手漂亮王体书法的弟子，对以后日本书法界流行王书有极大关系。鉴真携来的乾漆夹纻像，及其弟子技工们指导下完成的唐招提寺木雕群，可以说是日本雕刻史上的起点。唐广德元年，鉴真于所住唐招提寺宿房寂化，唐招提寺现在还有他的遗物,似乎是蒲团之类.
鉴真东渡明显是受到了唐玄奘西天取经的影响,玄奘出国前并没有得到朝廷的允许,而学成回国后得到了朝廷的认可,这对鉴真的刺激很大,于是也想效而仿之,博得青史留名,的确,通过六次东渡,鉴真身份不再仅是个僧人,俨然成了中日“友好”的典范,至少当前的官方是这样评价,不过对比起来,还是可以看出这两位高僧出国初衷的不同,玄奘是经过千辛万苦把经取到中国来,鉴真则是千方百计把经传出去,一个不辞万里返回中国,一个偷渡重洋老死日本,玄奘取经直接受益的是中鉴真则是千方百计把经传出去,一个不辞万里返回中国,一个偷渡重洋老死日本,玄奘取经直接受益的是中国,鉴真东渡直接受益的却是日本,你可以说鉴真传播了中国文化,但中国并没有从中受益,反而深受其害,那么,这样的文化传播终止也罢.
峨眉山有座报国寺,寺名很有喻意,从文化交流来说,两位高僧或者都是成功者,而对于中国,还是应该多一些玄奘,少一些鉴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