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的传奇作品《紫钗记》、《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合称为“临川四梦”，代表了明代戏曲创作的高峰。

“临川四梦”塑造了多个丰满的人物形象，其情节曲折传奇，以写梦的方式铺叙故事、表达对现实的思考，蕴含了深厚的讽世意识。

讽世意识贯穿于“临川四梦”始终

“四梦”的创作时间从万历十五年(1587)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作《紫钗记》时作者三十七岁，作《邯郸记》时五十二岁，前后十五年。四梦的创作正是作者思想从发展到成熟的过程。

“临川四梦”一以贯之的讽世意识反映出作者持久的否定态度和批判精神。作者感受到种种丑恶的现实，失望逐渐加深，有时乃至产生绝望和幻灭的情感，这在后“二梦”的佛道倾向中可见一斑。

《南柯梦记题词》中说到“世人妄以眷属富贵影像执为吾想，不知虚空中一大穴也”(汤显祖诗文集卷三十三《南柯梦记题词》)，将世人寻常追求的目标都视为空虚，实际否定了现实人生和传统社会的价值观。

从这个角度说，汤显祖是社会和时代的叛逆。但另一方面，汤显祖毕竟是深受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熏陶浸染，古代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信念根深蒂固，他的社会地位和礼教的修养都限制他，使他不可能与旧观念完全决裂从而摆脱其束缚。

所以“四梦”中的讽世意识局部又是有所波动起伏的，有时是较为软弱的。这些复杂情形反映出作为士大夫文人和思想者的汤显祖心灵的痛苦和思想的矛盾。

“临川四梦”对仕宦人生和官场有最多的表现

临川四梦讽刺矛头指向最多的也是仕宦人生和官场。做官原是汤显祖青少年时期奋斗的目标，他中年以后大部分时光都在官场度过，但是仕途并没有给他提供治国安邦、大展宏图的机会，他在仕途上颠簸多年后出局。

仕途经历让他见识了形形色色的贪官污吏，以及统治集团和国家机器的黑暗腐败。相对于封建礼法和传统文化，汤显祖对仕宦人生和官场的批判和否定是最彻底的。这既由他正直的个性和高洁的操守决定，也与他对官场的清醒认识和深刻体察有关。

当然这里也有一个逐渐转变和深化的过程。

在“临川四梦”中，《紫钗记》对政治的嘲讽仅限于个别权贵，《牡丹亭》里有的高官如苗舜宾、杜宝并无十分可恶的表现，而到了后二梦里，贪官污吏都在官场中腐烂而不可自拔，本性并不很坏的人只要沉浸其中就被同化染黑丧失本性。《南柯记》里的淳于棼和《邯郸记》里的卢生的经历就说明了这一点，这是因为“症结不在个别官僚士夫的道德品质，而在整个统治集团的政治风气。”

如果说“四梦”之首篇《紫钗记》的否定对象只是官场个别权奸的话，到了“四梦”之末篇《邯郸记》的否定对象便是整个官场；《牡丹亭》对时政的讥刺中还夹杂了些许对功业的期待，《南柯记》和《邯郸记》则完全否定了仕宦人生。

汤显祖罢官回临川居家后，对官场人物往往不接待，“居家……中丞惠文，郡国守令以下，干旄往往充斥巷左，而多不延接。”

“临川四梦”的讽刺是多指向的

不仅包括时事政治、官场科场，还有文化和人性，反映出汤显祖思考的广泛性。这显示了他对其所生活的时代的深刻体察，也反映出他对更深远的问题的积极探索。由于其思考的广泛深入，汤显祖被人们列为思想家。

但“临川四梦”是一组文学艺术作品，不是单纯的哲学思考的演绎，而是对现实世界的描绘和人生感受的抒发，这其中包含、体现了作者的思想。因为“四梦”贴近生活的艺术表现，它在某些某些方面反而超越了当时的哲学思考。

譬如《牡丹亭》中杜丽娘“惊梦”“寻梦”的行为以及陈最良的形象，生动地展示出理学思想和礼教文化违背自然和戕害生命的真实面目，这比任何简单的批评和苍白的论证都要深刻。

再如后二梦通过对社会丑恶现实和人性堕落过程的描摹以及梦醒成空的结果，揭示了人之存在的荒诞性和人生意义的虚无性。当然这里有佛道出世思想的影响。“临川四梦”讽刺的多指向特征反映出汤显祖多方面的广泛的思考。

“临川四梦”的讽世意识既是作者个性和思想的反映，也是戏剧传统精神和时代革弊的强力表达。汤显祖个性耿介，精神不欺，操守高洁。儒道释思想的混合使他既具有强烈的参与意识，包括对政治、社会和人生的参与，又具有距离意识。

因而“临川四梦”虽然对社会现实集中描摹，敏锐地透视其中的丑恶人事并予以否定，但并不采取时事批判剧严肃写实与激烈的风格，而是采用“怪怪奇奇，莫可名状”(汤显祖诗文集卷三十二《合奇序》)的写梦手法，借助梦境外壳和讽刺笔法表达了他对社会世态和人性特征的感受与理解。

从时代特征来看，明代中期以后思想解放的潮流和社会丑恶情形，促使晚明作家较多地强烈否定客观世界，暴露社会现实的阴暗面，譬如色情文学和公案文学就盛行一时。

就戏曲来说，明代中后期戏曲一反明前期粉饰太平、道学气浓的作风，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的讽刺戏曲，内容丰富，讽刺的矛头指向各个方面。讽刺成了时代主题之一。

汤显祖的“临川四梦”，作为一组传奇作品，凭借艺术大师的高水准创作，唱出了时代最强音，其讽世意识正是时代主题的强力表达，部分内容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思想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