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一般把韦伯与马克思和涂尔干，并称为现代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

韦伯最著名的演讲集《学术与政治》包含了他最经典的两篇演讲 《学术为志业》《政治为志业》

在这两篇演讲集里 阐述了当宗教信仰被现代理性和理智取代，我们何处安身立命，心灵何以为家？

韦伯出生在1864年，他的学者生涯起步很早，25岁就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不久之后在柏林大学担任讲师。30岁就被弗莱堡大学聘为正教授，三年以后，又获得了海德堡大学一个重要的教授席位，令同辈学者望尘莫及

韦伯56年的短暂生涯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个是，他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学术界一般把他与马克思和涂尔干，并称为现代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但他的研究还横跨了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宗教学和哲学等领域，甚至对古典音乐也有独到的研究。可以说，韦伯是一位博学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universal scholar）。

另一个特点是，韦伯不是纯粹的书斋型学者，而是德国政坛当时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还具有政治人的一面。他广泛介入公共讨论，在报刊上发表重要的政论文章，还直接卷入了许多政治活动，包括在一次大战中从军，参与野战医院的管理和建设，作为德国战后谈判使团的顾问参加凡尔赛和会，以及起草讨论“魏玛宪法”

在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之前，生活在一个魅惑的世界，相信神的存在，有精灵和鬼怪，灵异事物和事件发生，万物有灵等超越人类经验感知的存在-即超验存在。冥冥之中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神秘事物。让世界笼罩在 一种神秘的精神之中。让人难以理解，无法参透，说不清也道不明，既让人敬仰又让人畏惧。甚至恼人的魅力

而这种神秘的精神，让人与宇宙紧密相连，并从中获得生命的意义。在过去，人的终极价值和生命意义依赖于比人更高的存在和宇宙整体秩序。通过宗教信仰和仪式，与笼罩在他们那些超验的神秘事物确立关系，从而确立生命的意义和目的。获得安身立命的根基。

后来西方进入现代，在经历了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特别是科学革命之后，西方人越来越倾向于以理性的方式来探索世界和自己，也就是说，越来越信奉科学的认识。

科学是理智化活动的典型体现，依靠冷静的观察、可靠的证据、严谨的逻辑和清晰的论证，特点是可观察、可检验、可质疑、可反驳、可修正，这种方法在根本上是反神秘的，以往的信仰的世界，一步步地被人们的理性和理智“除魅”。

所以，韦伯说的“世界已经被除魅”，是告诉我们，随着现代的来临，一场精神的巨变发生了：

古代世界那种迷雾一般的魅惑，在现代的“清晨”被理性化的光芒驱散了，现代人在回望古代世界的时候，会有一种“大梦初醒”的感觉，这就是所谓“世界的除魅”，是韦伯对现代世界石破惊天的断言。

这个除魅是一种客观事实的，而不是对它的价值判断。他并不是说，这个转变是值得庆幸的，也不是要赞颂这个除魅之后的世界。实际上，韦伯对于世界的除魅怀着复杂暧昧的态度

这个梦醒时分，对很多人来说，精神上是格外荒凉的，会让人茫然若失，“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经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

因为信仰失去了神秘的根基，而科学又不能为生命的意义提供新的根本依据。

虽然揭示这些事实在那个时代是冷峻而残酷的，他坚信学者遵循的最高原则是“知性的诚实”（知道的知）或者译作“智性的诚实”（理智的智、智慧的智），就是说学者要揭示真相，无论真相有多么严酷。他又不希望人们被严酷的真相吓到，揭示真相是为了让人头脑清醒，而不是在发现真相之后陷入伤感、绝望、虚无或者狂热。这当然是十分艰巨的任务，需要一种罕见的审慎与均衡感。

在现代学术里面 ，真是一种事实判断，而美和善是一种价值判断，三者没有统一的背后依据，善与美都属于“应然”领域的价值判断

你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今天我穿了件蓝色的上衣，这是一个事实陈述，大概不会有异议，假如你说这是绿色的，那么你要么是故意胡说，要么就是“色盲”。我们可以用仪器来测量衣服的“波长”，用数据证明这是物理学定义的“蓝色”。但还有另一种说法，说这种蓝色“特别好看”，这就不是事实陈述，而是在做价值判断了。

所有价值判断都是依赖于 某种前提预设，而预设本身是科学无法证明的

比如，说科学具有“值得作为志业”的价值，这种说法本身是一个预设，无法用科学来证明。至于说“这个世界是有意义的”就更不可能证明了，韦伯说“科学从来不提这样的问题”

“知识与信仰的分裂”。由此造成的困境体现在两个方面：在个人层面上，是所谓“现代人的精神危机”。人应当信奉什么、应当怎样生活，最终只能依赖个人的主观选择，而这种选择无法获得理性论证的担保。正如韦伯所言，“个人必须决定，在他自己看来，哪一个是上帝，哪一个是魔鬼”。现代人拥有自由选择信仰和理想的权利，但这种自由可能成为沉重的负担。我们可能变得茫然失措、不知如何选择，或者采取所谓“决断论”的立场，听凭自己的意志、随心所欲地断然抉择

支撑人类生活意义的重要观念和原则，包括宗教信仰、人生理想、道德规范以及审美趣味等等，都属于“应然”领域的价值判断，而理智化的科学知识属于“实然”领域，旨在发现世界的真相“是”什么，只能做出相应的事实陈述，无法回答人应当怎样生活这样的价值判断问题。

在政治层面上，现代社会面临着多元价值冲突的挑战。由于信仰无法获得理性的客观根据，人们信奉的终极价值多种多样，而多元价值之间的冲突无法通过知识或理性辩论来解决，这就是韦伯所说的“诸神之间无穷无尽的斗争”。

但韦伯相信，逃避或掩饰现代的困境是精神上虚弱，我们必须接受这种“萧瑟命运”。他信奉尼采的名言，“一个人能承受多少真相，是其精神强度的检验”。

他承认主观选择是不可避免的，但“主观”并不完全等同于“任意”或“武断”，学术滋养的“思想的清明”在此能够发挥不可忽略的作用。学习神学知识，当然会有助于个人选择和实践宗教信仰，把握广博的政治学知识也必定有助于政治家做出判断和决定，虽然知识不能代替最终的信念选择或政治决定，但抉择却因此不再是单纯的随心所欲，负责也不只是意气用事。

在《学术作为志业》的结尾，韦伯引用了《圣经·旧约》《以赛亚书》中与守夜人的问答：守望的人啊，黑夜还要多久才会过去呢？守夜人说：黎明就要来了，可黑夜还没过去。如果你还要问，那就回头再来。

韦伯用这段话告诫他的听众，如果你想要期待新的先知，期待新的救世主，那还早呢，黑夜还没有过去！这是击碎年轻人虚妄的梦想，唤醒面对现实

韦伯劝导年轻人，黑夜是等不过去的，在黑夜里我们仍然应当做自己能做的事情，激发和鼓励一种踏实审慎的积极态度

他通过一生的观察、研究和实践，发现学术不昌，政治就会永远地黑暗下去，而政治黑暗，注定了德国只能是个失败国家的命运，哪怕你一战前就超过英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韦伯声称自己从不给人开药方，但他却给德国人开了一个大药方，就是只有将学术和政治当做新的宗教，德国才有希望。

学术工作的外部条件，告诫年轻人，现在从事学术工作是非常困难的。但是要追求学术的内在志向”，也就是对学术的热爱与激情，这种“在局外人看来的痴迷”，标志着真正学者的人格气质。但这种热情不是所谓“个人性情”的展现，不是“一场表演”，更不是对学者自身的沉湎自恋，而是朝向学术本身的奉献，接近信徒对宗教的奉献。如果将学术当作志业，那么献身于学术就有了明确的理由：这就是对学术本身不计功利的热情，来自“为学术而学术的”的信仰。

韦伯以极为凝练的思想史分析，说明现代学术恰恰是通向“意义破碎化”的道路，是通向“怀疑”的道路。因为理智化发展的结果表明，真善美不是和谐的整体，而是相互分裂的，科学真理不能告诉我们世界的意义，无法为宗教或信仰奠定基础，无法解决多元价值之间的纷争，也无法为我们选择生活的终极目标和政治判断，提供根本的指南。因此，所有以往对于“道路”的理想都不过是幻觉，学术已经失去了传统期许的价值和信心。

三个价值

1、帮助人们计算

通过证据和分析，辨析现实的状况，使人更好地理解自身的处境，从而有效地权衡利弊和控制行为

2、思想方法的价值

能促进思维训练，扩展思考的工具。

3、使人头脑“清明”，保持思想清明

这个“清明”是什么意思呢？你已经知道，理性化和理智化让世界除了魅，在现代境况下，学术探索无法论证人们应当皈依哪一种宗教、信奉什么样的终极价值，这也是韦伯讲的“诸神之争”的局面：人们秉持各自不同的信仰，你相信你的，我相信我的，而学术并不能对它们做出高低对错的裁决。

但韦伯认为，学术仍然有助于我们认识到，一旦你选择了某种立场，应该用什么方式来达成自己选定的目标，怎样才不会陷入自相矛盾，避免事与愿违；他还指出，学术也有助于我们清楚地明白，恰恰因为立场是你自己的选择，你必须为后果承担责任。这就是韦伯所讲的“思想的清明”。具备这种清明，人才能获得“内心的一致性”，形成完整的人格。

学术无法解除我们选择的负担，无法代替我们承受抉择的责任和危险，但学术提供了我们对行动手段的认识、对可能结果的预期，有助于我们在抉择之后更为清醒而明智地行动。学术的价值和意义虽然有限，但韦伯相信，在除魅之后的世界里，“启人清明，并唤醒责任感”的学术事业仍然弥足珍贵，仍然值得当作“志业”去追求。

从事政治活动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靠政治而生存”，从政只是谋生的手段，政治只有工具意义而没有内在价值。在韦伯心目中，这种靠政治而生存的人不能算真正的政治家。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家是另一种类型，韦伯称为“为政治而生存”，对他们而言，从事是听从使命的“召唤”，是将政治作为“志业”的人。

韦伯区分了官僚与政治家。简单来说，官僚是靠政治而生存，而政治家是为政治而生存

官僚系统的最佳状态就是一部高效运转的机器（machine politics），它是没有“灵魂”的

官僚的首要职责是服从上司，严格遵守纪律，最重要的特点是“专业化”抑制“个人化”。他们对工作本身没有好恶感，没有个人信念，或者说，他们必须克制，甚至消除个人的感情、立场与党派倾向，保持中立，做到不偏不倚，只对规则和指令负责，不用对政治大局和最终结果负责。

“为政治而生存”的人尤其依赖人格上的内在品质，韦伯总结出三点品质：热情，责任感和判断力。

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家，尤其是韦伯说的“政治领袖”，具有鲜明的“好恶感”，他们有鲜明的信念和立场，必须对政治行动的最终结果负责，而且责无旁贷。在韦伯看来，政治家必须引领官僚系统，为其“注入灵魂”，才能在政治事业上有所作为。

他强调强健的政治热情是一种坚忍不拔的激情，一种在坚定信念支持下的勇敢无畏、从容不迫，而不是那种心血来潮的狂热，或者夸夸其谈的“煽情”。

好的领导者能够审时度势，保持良好的分寸感

韦伯能够不必诉诸幻觉，便将自身内部极度的紧张以及外在生活的诸般矛盾，综合在一个统一的状态中，保持精神上的宁静。是值得我们追求的境界。在这个已经被除魅又多元的世界（其实精神和物质已经开始分裂的世界），我们不应该活在虚幻之中，拒绝一切虚假的精神安慰，保持头脑的清明，追求知识的真实，肩负起自己的使命和责任。

部分摘自于《名家大课》，《学术为志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