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以令人信服的逻辑和生动的论述向人们揭示了战争的本质。他认为战争属于社会生活领域，它决不是独立的行为，而是从属于政治的。不仅如此，政治还是孕育战争的母体，战争的轮廓在政治中就已经隐隐形成，就好像生物的属性在胚胎中就已形成一样。克劳塞维茨在战争的政治关系问题上提出了一句至理名言，即“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因此战争必须服从政治的需要。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把人的因素提到了一个突出地位，他指出：“军事活动绝对不是仅涉及物质因素，它总是同时还涉及人应保持具有生命力的精神力量，因此，把两者分开是不可能的。”所谓精神力量，即人的能力和内在的力量，包括勇气和坚忍精神，理智和活动力，统帅的才能、军队的武德和民族精神等等。他认为精神力量是战争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它贯穿在整个战争领域，并在一定的条件下(如在双方的物质损失相等时)起决定性的作用。克劳塞维茨提醒战斗指挥员说：“使敌人精神力量遭受损失也是摧毁敌人物质力量从而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克劳塞维茨还十分强调人民群众直接参战的作用。他认为，战争发展到拿破仑时代已由过去的皇室战争(即由各国皇室雇佣军队打仗)转变为民众战争(即由人民群众直接参与战争)。战争发展的这种变化使其本身获得了完全不同的性质，“战争要素从一切因循守旧的桎梏中解脱出来，爆发出全部自然的力量”，带来了使所有人惊叹的成就，因而善于运用民众战争这一手段的国家，必然会比那些轻视民众战争的国家占有相对的优势。

克劳塞维茨十分重视实践对军事理论的检验作用。在《战争论》中，他把战争理论看成是一种“经验科学”。他说：“理论上的真理总是更多地通过批判，而不是通过条文对现实生活发生作用的。批判就是把理论上的真理应用于实际事件，因此，它不仅使理论上的真理更加接近实际，而且通过经常反复的应用，会使人们更习惯于真理。”克劳塞维茨在其著作中一再警告人们不要陷于任何教条。他强调，任何军事上的决定，任何决心都不应以一种“体系”，一种成见为标准，而必须永远按照现实情况来决定方向；行动者应该不断适应“时代和一般情况的性质”和“自己处境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