溧水地处僻静，与繁华热闹的长安、洛阳判然有别，作为异邦人士的崔致远自然心生失落，倍感孤独，思乡之情油然而至。“秋风惟苦吟，世路少知音。窗外三更雨，灯前万里心”。故国之情，深沉慷慨，绵远长流。 南京郊县高淳固城湖畔的花山，因盛产牡丹花而得名。山西麓有座古墓，长眠着唐代两位才貌双全的少女，人称“双女坟”。双女坟主人出身富门，自小躬亲笔砚，长大负有才情，因不满父母之命，嫁与显赫盐商，终愤恚而死。就任溧水县尉的崔致远巡察花山，下榻在招贤驿，闻得双女故事，凭吊孤坟，感佩与相惜之情，油然而生，留下七律一首，以示哀悼。当晚在驿馆，忽见有使女飘然而至，送来红袋两只，内装和诗二首，诗中悲切凄楚，诉说命运不公。崔致远唏嘘不已，旋即回诗一首托使女带至。及夜，梦见两“仙女”驾临，紫裙自报家门，红袖诉说不幸。三人秉烛夜谈，吟诗唱和。不觉鸡鸣，姐妹俩急急辞别。崔致远一觉醒来，十分惊异，便作碑文《双女坟记》103字和七言古风《双女坟》431字，又写下《仙女红袋》一文，详述招贤驿梦遇仙女、人鬼相恋的故事，情节曲折离奇、文笔优美生动。此文后被收在韩国古典名著《新罗殊异记》，该书被视为“聊斋先河”，广为流传。

崔致远的《仙女红袋》，深受唐人传奇的影响，色彩绚丽，情节奇幻，以神秘梦境作引，述说心中之想望。身处异域的崔致远，比之大唐文人，更需要一份心灵的知遇与相契，为异乡的清冷罩上理想的光芒。而两女婚事遇挫而亡，与崔致远仕途不济有惺惺相惜之通。于是乎，梦中的红袖添香，便成为人生理想最完美的释解。 公元880年，崔致远任职期满，欲西回长安。恰遇黄巢起义，起义军采石渡江，一路势如破竹，攻破潼关天险，长安沦陷。崔致远西行无望，只好另觅良机。经友人顾芸推荐和书信自荐，崔致远入幕扬州高骈门下。大唐虽已风雨飘摇，扬州却繁盛依旧。商贸活跃，生活富足，丝竹悦耳，才士云集。崔致远由此展开了一段人生最为辉煌的时期。

高骈文才甚高，喜与文人交游，幕下才士云集。崔致远的出众才华，深得高骈赏识。在高骈幕下这段时间，崔致远实质上充当着贴身秘书、高级参谋的角色，为高骈拟了大量诏、启、状之类的公文。虽然离他独当一面、做番事业的仕途理想尚远，但已是莫大的机遇了。

晚唐士大夫进入藩镇幕府，充当文职僚佐，进而曲线进仕，这是文人求取仕途的独辟蹊径。崔致远算是在这条蹊径上走的坦荡的一位。凭藉高骈的致力举荐，崔致远先后担任侍御府内奉、都统巡官、承务郎、馆驿巡官等重要职位。这些都是文职，崔致远的文学才华于此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公元881年5月，高骈起兵讨伐黄巢，崔志远拟就的《檄黄巢书》，天下传诵，并凭此获“赐绯鱼袋”勋位。檄书中一句“不惟天下之人皆思显戮，抑亦地中之鬼已议阴诛”，言辞之峻切凌厉，令一代豪雄黄巢都心生怯意。 扬州五年宦游淮南幕府时期，是崔致远文学创作最为频繁而质量臻于顶峰的阶段。《桂苑笔耕集》便是完成于这一时期的不朽之作，也是崔致远流传后世的唯一著作。这是一部由崔致远自编的诗文集，收录了他宦游幕府时为淮南节度使高骈代撰的各种表状书启及自作诗文，该书文风博雅繁丽，具有丰富而珍贵的文献价值，对于我们今天研究晚唐政治、军事、外交，特别是黄巢起义时期的乱世之治，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以当时人述当时事，《桂苑笔耕集》比《唐书》、《资治通鉴》等后世史书，呈现出更为真实、翔实的历史原生态情状。章表书檄等，本不足以成就大手笔、大文章，但因《桂苑笔耕集》成于乱世，风云波荡、政局变幻、历史诡橘，皆蕴其间，故而流播广泛。《桂苑笔耕集》中的诗作，主要为近体诗，记述了崔致远与裴瓒、顾云、罗隐、张乔等众多友人交游之谊，幕主高骈的知遇之恩以及思念故国的衷肠等等，表情状物，精妙传神，造诣极高，多为上乘之作。

晚唐政治进一步腐化，黄巢之乱加剧着大唐的分崩离析。崔致远内心也陷入多种矛盾之中，与幕主高骈的关系是主要问题。一方面，他感激高骈的知遇之恩，是高骈的器重保荐，让他宦游通畅，名望日隆，他在异域兼济天下的理想，也唯有高骈能助其实现；另一方面，晚年的高骈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失败后又迷信方术，崇仙佞道，这必将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有着正直的从政理想的崔致远，所深为不齿。风雨飘摇之间，崔致远渐萌归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