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之际杰出的思想家和史学家顾炎武，用大半生的时间和精力写了一部洋洋八十万言的读书札记《日知录》。这部“负经世之志，著资治之书”的巨著，“凡关家国之制，皆洞悉其所由盛衰利弊，而慨然著其化裁通变之道，词尤切至明白”（清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叙）。《日知录》问世三百多年来，始终被学术界尊为精品，以至成为有清一代文史大家如阎若璩、钱大昕、唐甄、朱彝尊、方苞、全祖望、戴震、赵翼、姚鼐、洪亮吉、刘逢禄、魏源等一再疏正论辩的“显学”。

　虽是一部倾注大量心血精炼而成的巨著，但顾氏为该书所写自序却只有短短的六十一字：“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取子夏之言，名曰《日知录》，以正后之君子。东吴顾炎武。”倘若减掉书名来源和作者籍贯姓名所占十五字，则仅余四十六字，真是精炼得不能再精炼了。其意是说，我从小读书养成一个习惯，每有心得，便信手记录下来。日后发现与新材料和新认识有不合之处，就反复修改。倘若发现与古人所见略同，则干脆删除。日积月累，花三十年工夫写成本书，期待后世方家审正。自序所言“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是务实，表现了顾炎武刻苦钻研、独立思考，尊重先辈劳动，不掠他人之美的严谨治学态度；“其有不合，时复改定”，“以正后之君子”，是求真，反映了顾炎武勇于探索、认真修正，谦虚谨慎、无愧后人检验的扎实治学精神。

　顾炎武毕生提倡务实求真、去芜存菁的学风，反对治学中的蜻蜓点水和沽名钓誉现象。他把追名逐利、草率自刻文集的人斥之为“失足落井”，把不辨良莠、盲目为这类文集作序斥之为“落井下石”：“某君欲自刻其文集，以求名于世，此如人之失足而坠井也。若更为之序，岂不犹之下石乎！”（《与人书二十》）更鄙视投机取巧、粗制滥造，甚至变相攫取前人学术成果的劣迹。他在《与人书十》中以铸钱来比喻治学，抨击不学无术之徒想铸新钱又不肯“采铜于山”，只好去收买“废铜”或“将古人传世之宝，舂锉碎散”，偷工减料、以次充好：“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

　与这些投机取巧的做法不同，顾炎武治学则本着精品意识，惨淡经营，一丝不苟。他常年埋头于汗牛充栋的史料之中，披沙拣金，为辑《天下郡国利病书》而“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可谓竭泽而渔了。但是，他仍然感到书中尚有“与今不尽合”之处，亦须“增补”。故而完稿之后“存之箧中”，不肯轻易示人，“以待后之君子斟酌去取”。他对待著述精益求精、慎之又慎的精品意识，是何等令人肃然起敬！当友人向他问起《日知录》的写作进度时，他如实回答：“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古往今来，精辟的读书札记大多以短见长，少者数十字，多者数百字，最多者也不过二三千字。顾炎武潜心“采山之铜”，笔耕一年，“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充其量也不过万把字。这种“十年磨一剑”的经验之谈，又是何等令人振聋发聩！

　顾炎武治学的精品意识，源于他对社会、对真理的责任意识。他治学绝非一时心血来潮，即兴而作，而是作为毕生的追求，数年如一日，锲而不舍。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又与友人论门人书》）。顾炎武主张，治学旨在经世致用，资政育人。他说：“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文须有益于天下》）针对“今人著作，以多为富”的流弊，他强调“文不贵多”：“夫多必不能工，即工亦必不皆有用于世”；顾炎武在《著书之难》中高度评价宋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元人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称赞这两部著作“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同时批评“后人之书，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传”。究其原因，无非“其视成书太易，而急于求名故也”。

　顾炎武作古已经三个多世纪了，但他治学的精品意识和充分体现这种精品意识的力作《日知录》，时刻都在告诫学人：治学切忌心浮气躁！万不可“一年磨十剑”。凡为学之人当以此为戒，以此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