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三大征指明神宗（1573年—1620年）年间，先后在明朝西北、西南边疆和朝鲜展开的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分别为李如松（李成梁长子）平定蒙古人哱拜叛变的宁夏之役；李如松、麻贵抗击日本丰臣秀吉政权入侵的朝鲜之役；以及李化龙平定苗疆土司杨应龙叛变的播州之役。这三场大战巩固了中华疆土，维护了明朝在东亚的主导地位。

宁夏之役自1592年（万历二十年）二月十八日延至九月十八日。朝鲜之役第一回冲突自1592延至1593年（万历二十至二十一年）；第二回冲突自1597延至1598年（万历二十五至二十六年）。播州之役自1599延至1600年（万历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

万历三大征从结果上来讲都是以胜利告终，而且明朝重文轻武的特点，也决定了在三大征中阵亡的武将少有青史留名者。如果执意要选出一个的话，也就是邓子龙了。但是邓子龙也不过是水军的部将而已。实际上万历三大征对于明朝高级军官团队并没有造成很大的损失。戚继光之后的名将如李如松，麻贵等等都在部分战役里刷了不少经验值。

精锐部队方面，既可以说全部的明朝军队都遭受了损失，也可以说没有损失任何的精锐部队。中后期的募兵制决定了士兵是将领的私人财产，而三大征基本上都是依靠这些军队平定的。如果只从建制损失的角度看，三大征之后的明朝依然保持了比较成型的军事建制和武力威慑。

万历三大征更多的意义在于它的政治方面而非军事方面，回顾三大战争我们基本上看不到什么出色的战役和将领。即便是最为我们称赞的援朝抗倭纵观明朝历史也绝对算不上出色的战争，日本人推崇备至的丰臣秀吉在本次战争中表现不佳，而明朝的统帅李如松，如果我们给明朝将领排个名，前十名可能都是没有的。双方将领的水平都不能算做一流，这场战争的水准就可想而知了。反倒是三大征耗尽明朝国库，使经济濒临崩溃，直接加速了明朝的灭亡。在日本丰臣秀吉也很快失势。所以在政治意义上对于两国都是及其重要的，其政治意义远大于军事意义。至于明朝战死的将领邓子龙虽算不得优秀的将军但他以年近古稀参加了这场正义之战还是很值得我们崇敬的。

而为什么很多史学家以万历为转折点说明朝从万历之后走下坡路了，我认为党-争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而万历三大征同样是很重要的因素。请注意，征是很难得的，平时都是别人打过来我们守，比如于谦什么的，但是出征中国疆域以外的地方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来说也不多。无论是抗倭还是援朝，特别是骑兵的消耗很大，直接导致了明朝政府没钱了。关键是又不收钱。

这就相当于一个人和另一个人打架，好不容易把别人打败了，自己也搞得遍体鳞伤，但是拒绝对方给予的治疗援助，这就很伤元气了。明朝损失的最大的是其自身的元气。而这比某某著名将领的陨落要严重得多。

邓子龙（1528-1598）一说（1531—1598），江西丰城（今江西丰城新庄镇邓家村）人，字武桥，号大千，别号虎冠道人。明朝杰出的抗倭将领、军事家、民族英雄。

邓子龙先于福建、广东沿海抗倭，由小校升至把总。后又参与镇压江西、广东等地的农民起义军。万历年间，又平定了金道侣起义和五开卫兵变。万历十一年（1585年）于攀枝花痛击缅甸军队，升任副总兵，后因偏袒军卒导致军卒叛变而被夺职。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邓子龙参加万历朝鲜战争，于露梁海战中殉国。

邓子龙善书法、好吟咏，著有《风水说》、《阵法直指》和《横戈集》等，他还自题“月斜诗梦瘦，风散墨花香”在书房匾额上，足见文武双全。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四月丙辰，兵部上书让邓子龙任副总兵、统帅水军出征朝鲜，经明神宗同意后，邓子龙跟随陈璘东征。时李舜臣、李如松等人已将日军击溃，日军准备渡海逃回日本，邓子龙跟随朝鲜名将李舜臣率水军千余人在釜山海面上迎击日军，这就是著名的露梁海战。

战斗中，邓子龙精忠耿耿，虽已年过七十，扔领二百人向日军冲锋，想夺得首功，杀敌无数。然而别的船将火器误投到了邓子龙的船中，因船起火，日军趁机反扑，邓子龙力战而亡，前来救援的李舜臣也共同殉难。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九月，明神宗对东征朝鲜的将士论功行赏，赠邓子龙都督佥事，有一子因此为官，朝鲜还修建庙宇纪念他。朝鲜正祖后来发现《明史》之中的庙祀朝鲜朝鲜并没有执行，于是下令将邓子龙的牌位立于康津诞报庙中，与陈璘等将一体祭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