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西方哲学有三大源头:分别由胡塞尔、弗雷格、皮尔士开始,称为现象学-解释学传统、分析哲学传统、实用主义传统。当时,美国是边缘文化,因此人们经常只谈欧洲的两大传统,即现象学-解释学传统和分析哲学传统。但分析哲学传到美国以后,和实用主义结合甚紧,形成所谓逻辑实用主义,而且,近来的研究表明,实用主义早在上半个世纪就对海德格、维特根斯坦等欧洲大哲学家有深刻影响。所以我说,三大源头。
皮尔士是美国哲学家,他开创了实用主义流派。他的第一批重要论文如《信念的确定》、《如何使我们的观念清楚明白》等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发表的。当时,实用主义对欧美文化界的直接影响不大,但很多重要哲学家则受到了皮尔士的巨大影响。
弗雷格是德国的数理逻辑学家,他开创了分析哲学传统,他的第一部主要著作《概念文字》出版于1879年。他的大部分著作出版于1900年前后的约40年间。这一流派后来的代表人物有罗素、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蒯因等。
现象学这一流派由胡塞尔开创,胡塞尔的《逻辑研究》是从1900年开始出版的。这一流派后来的代表人物有舍勒、海德格、加达默、萨特、加缪、德里达等。
三大流派的创始人境遇都不是太好,他们的思想虽然在思想界的小圈子里已经为人所知,但都是在第二代传人那里成为思想潮流的。皮尔士死在孤独之中,而实用主久哲学在詹姆士和杜威那里成为显学,他们二位几乎已成为美国的国家哲学家,对美国和世界上的各种问题都发表见解,社会影响很大。弗雷格的《数学原理》出版时,出版商很犹豫,弗雷格还要自己拿一部分钱,并且第二册拖了十年才勉强出版。而弗雷格的传人,如罗素,维特根斯坦,分析哲学在他们手里发扬光大,成为英美的主要哲学传统。相比之下,胡塞尔在有生之年已红火了一阵子,但他的名声很快就被他的学生海德格等人盖过去了,胡塞尔的学生们使现象学蔚为大观,成为欧洲哲学的主流。
关于海德格和现象学的关系,在学界有很大争议。在我看来,海德格并未放弃现象学,但至少对现象有很大的扭转,这个扭转后来由伽达默尔继承下来,被称作解释学传统。所以我们通常把从胡塞尔到伽达默尔的传统称为现象学-解释学传统。这一传统在德国基本上是保持在学院里的,但传到法国后,像萨特、加缪乃至后面的德里达、福柯等人,他们把它变成了存在主义或解构哲学。法国和德、英相比,气氛相当不同。法国的各个文化领域是交织在一起的,如音乐、美术、诗歌、小说、哲学等,都是社会思想-文化的一部分,不像在德国仅是学院的。因此法国哲学和德国哲学在性质上有很大不同。
分析哲学在30~40年代在欧洲逐渐进入主流,通过维也纳学派,通过卡尔纳普这些人,占领了欧洲主要讲坛。后来希特勒反犹太人,这些哲学家大多是犹太人,被迫逃往美国,从而把分析哲学带到美国。二战以后,他们在美国站住了脚,到了50~60年代,他们的学生在各个著名大学的哲学系里当教授、当系主任,分析哲学成为美国的主流哲学,美国一流大学的哲学系有90%都是做分析哲学的。这时美国和欧洲的文化态势也发生了很大转变,虽然欧洲人在还是不太认可美国的文化优势,但这种优势通过经济上的条件得到强化,比如高薪聘请名教授来任教、讲学等。美国的思想文化开始反过来对欧洲文化产生巨大影响。
不过,分析哲学,以及从欧洲流入的其他流派都和美国的本土哲学即实用主义传统有所结合。美国人的实用主义不仅是书本上的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人的精神体现,对美国学者来说也不例外,因此他们很容易把各种哲学传统和实用主义相结合,这形成了美国60年代以后哲学发展的一大特点。由于这样广泛的结合,门户之间的界限也逐渐模糊了,到了70~80年代以后,三大哲学流派已没有了什么新的代表人物,没有人再提供新的大型的思想框架,哲学家们从事一些更为具体的研究。
也可以说,在80~90年代,在形而上学、认识论等传统哲学领域中,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目的思想出现。哲学的兴趣更多转向政治社会方面,因而不但哲学界内部各流派之间有相互融合之势,哲学和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的结合也日见明显,政治哲学成了欧美哲学最有成果的地方。罗尔斯、诺奇克都是著名的政治哲学家。在德国有哈贝马斯等人,在法国有福柯、德里达等人。英美、德国的政治哲学在形式上可以视作正宗的政治哲学,法国哲学家的风格和传统的差异更大,但是对一般文化界的影响也更大。
总的说来,20世纪政治-社会状况已与过去大不相同。两次世界大战改变了欧洲的政治-社会格局,也改变了自启蒙以来的文化传统。哲学的发展与西方社会的变迁是紧密相关的。哲学从前是思想者们的共同兴趣,既不只是专家的事业,也不和广大群众直接发生关系。在新的社会格局里,哲学向两极分化,分析哲学多半是在专家圈子里讨论的,法国哲学家则经常和社会思潮乃至群众运动结合在一起。
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一直在介绍西方哲学,不过直到今天,介绍工作仍不能说很成系统,深入研究更谈不上。我一直觉得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人近一千多年来理论思辨精神衰弱。近20年,西方哲学中的有些哲学家、有些论题也形成了一些热点,但仍然说不上有系统的介绍研究。从哲学书的出版来看,也是如此。翻译工作更多的是从各自的直接兴趣出发。多数翻译者对西方哲学中的分析精神不大感兴趣,比较喜欢文学性或思潮性的东西。海德格学说传到中国后,更多人对他的诗化哲学比较感兴趣,但对他的一些分析性的东西,比如"时间概念"等,一读到那儿就跳过去了,就像年青人读《红楼梦》,只拣宝黛恋爱故事读,税收啊、官场上的进退啊,不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