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牌名(或曲牌名)表示词(或曲)的格律,而题目则限定词(或曲)的内容。

词，又称“诗余”、“长短句”、“倚声”、“填词” ，是诗歌的一种形式，调有定格、句有定数、字有定声，以两宋成就最高。词分为小令、中调、长调，这是依字数多少来划分的。小令的字数在 58个字以内，59—90个字为中调，而长调是91个字以上。

词的标题和词牌有着严格区别，词的标题是词的内容的集中体现，它概括了词的主要内容。词牌是一首词词调的名称。例如《沁园春 雪》这首词，“沁园春”是词牌，“雪”是词的标题。《卜算子 咏梅》这首词，“卜算子”是词牌名，“咏梅”是词的标题。

刚刚接触词的时候很多朋友非常困惑，为什么一首词的标题通常由两部分组成？比如毛泽东的《沁园春 雪》，前面的一部分“沁园春”被称为词牌名，从字面上几乎看不出和词的内容有什么联系，而后一部分“雪”才和词的主旨有一定的关联。那么词的标题的前后两部分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就得先大致搞清楚什么是词以及什么是词牌名。

词萌芽于隋唐之际，兴于晚唐五代而极盛于宋。最初，词又被称为曲子、曲子词、琴趣、诗余、长短句等等。从词的许多别名可以窥见词与诗及音乐的不解之缘。事实上，对于词的具体来源各家学说解释不尽相同，有人认为词是乐府民歌的变种，有人认为词是唐代律诗、绝句的后裔。无论学界如何争论，词由俗到雅，由民间步入文坛的发展历程是不可否认的。这就可以肯定，在词的发展过程中，或多或少的受到了民间歌谣及当时盛极一时的律诗、绝句的影响。 就如诗最初是合乐而歌一样，词在发展初期也是配乐演唱的。填词一般是按照某种曲调的乐谱填制歌词。而曲调的名称如《沁园春》、《菩萨蛮》、《念奴娇》等就叫做“词牌”，也叫“词调”。在唐宋时代，词牌名有许多来源，有的来自西域音乐，有的是乐工歌妓或词人自创的。例如《菩萨蛮》词调的由来，传说是由于唐大中初年，女蛮国进贡了一些个美貌的女子，她们梳着高髻，戴着金冠，满身璎珞，象菩萨，因此教坊谱成了《菩萨蛮曲》。后人依这个曲子填的词很多，如辛弃疾的《菩萨蛮 书江西造口壁》等等。既然填词须合音律，可以想见，唐宋时期，填词的文人大都精通音律，像我们熟悉的柳永，李清照等人，不仅文采飞扬，而且曾经自创了许多婉而动听的曲调，难怪他们的词作至今读来犹有回肠荡气，余音绕梁的音乐美。

随着时间的推移，词的格律逐步成熟，格式也逐渐固定下来，各个词调都是“调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声”，并且各不相同。依据各词调的字数多少，前人将词分为“小令”、“中调”或“长调”。有人主张以58字以内为小令，59字到90字为中调，91字以上为长调；有人主张62字以内为小令，以外称“慢词”，都未成定论。词调中除少数小令不分段称为“单调”外，大部分词调分成两段，甚至三段、四段，分别称为“双调”“三叠”“四叠”。段的词学术语为“片”或“阕”。“片”即“遍”，指乐曲奏过一遍。“阕”原是乐终的意思。一首词的两段分别称上、下片或上、下阕，这和我们今人的歌曲分几段来唱有点相似，不过古人填词时更加灵活罢了。

词的格式和格律的规范化就使得许多文人可以渐渐脱离乐谱而仅依照某个词牌所形成的固定的格律来填词，从而使词逐步发展成为一种堪与诗媲美的文学形式。

那么词的词牌名和词的题旨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呢？懂点音乐的朋友都知道，一首乐曲一旦谱成，它的基调就基本定型了，或激昂，或舒缓，或柔婉。填词的道理也是一样。无论你要抒情还是状物，你都无法改变词牌本身的节奏和韵律。所以，词人在填词之前，一定得选择与自己表情达意相一致的曲调（即词牌）。这样说来，一首好词，无论词牌名和词的内容有无关联，词牌所蕴育的意趣和情调与词人的感情和心境肯定是一直致的。比如，有学者研究发现，小令《浪淘沙》音调激越，用之怀古抚今，最为适当。《烷溪沙》与《蝶恋花》则音节和婉，宜写情，亦宜写景。可见，古代词人欲填词，必先将许多词牌的韵律风格烂熟于胸，不然的话，肯定会使写出的词滞塞难读，贻笑大方。

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有许多精通音律的词人，他们或者自创新词，或者因循词牌的本义填词，这就使得许许多多的词词牌名就是词的题目。比如张志和的《渔歌子》是咏渔夫生活的，温庭筠的《更漏子》是咏春夜闺情的等等。这种情况下词人通常在词牌下注明“本意”二字，就是说，词牌同时也是词题，不另有题目了。绝大多数情况下，词牌名和词的题旨没有任何联系。这时，作者一般是在词牌下面用较小的字注出词题。“唐人之词，必缘题作曲，故词旨多与调名相符，宋人因调填词，词旨多与题不合”。可见，越到后来，词牌和词题的关系越疏远。一首《浪淘沙》可以完全不讲到浪，也不讲到沙；一首《忆江南》也可以完全不讲到江南。不过，无论词调和词的内容如何疏远，文情和曲情不和谐的，肯定不是好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