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铭文，中国古汉字一种书体的名称。

指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铸造或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总称，又称“钟鼎文”或“金文”。

在青铜器物上铸文，也出现在商朝，因铸刻在青铜器物上，古人称铜为金，“铜”乃近世才有的名称，故称金文。

金文的字有凹凸之分，凹为刀刻，呈阴文；凸为先用刀刻模型，然后浇铸呈阳文，又称钟鼎文，因青铜器最多见的乃是乐器和礼器两大类，钟和鼎又分别为其代表，故以此代称铜器上的刻文。

金文多为诏录礼典、征伐、约契等，是承甲骨文体而又有新发展的文字。

其特点是笔画线条浑朴自然，结字壮美多姿，字体渐趋整齐雄伟纯朴。

但因字体笔画尚未完全固定，往往一字，笔画和写法也各异。

目前可见到铸造刻有铭文的青铜器较多，浩如烟海，比较有代表性的《散氏盘》、《毛公鼎》、《虢季子白盘》等。

现今发现最早铸有文字的铜器，是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商中叶二里岗文化期的一件铜鬲，上面只铭刻着一个“亘”字，当是器物作主或受器者的族氏名号。

商代后期殷墟出土的铜器，铭文已较为多见，但仍属族氏标记或作器者私名的性质，如殷墟妇好墓所出铜器上的铭文“妇好”。

还有的出现了祖先庙号的记识，诸如父某、祖某、妣某、母某之类，“司母辛”、“司母戊”等就都属此类。

随后又有将族名（或私名）与致祭对象的庙号并列、表示某族（或某人）为某位祖先作祭器的文字，如“册大父乙”、“韦父己”等等。

至殷墟时代晚期，金文有了初步发展，出现了超过十个字以上的铭文，其中字数最多的《小子卣》器，铭文合计共四十七字，为作器者立功受赏后铭器以述其事，并藉此告慰母亲之作。

周代金文便是承续此类记事文字而来，不过，由于这种铸文将记功、彰德、宣教的形式与周人崇文尚德、礼乐兴国的方针大略作为了主要内容，金文在周代便获得了空前绝后的发展。

与周器纹饰这种趋于简洁素雅、旨在装饰的倾向正相反，周器中的铭文却表现出繁复恢弘。

《五祀卫鼎》、《史墙盘》、《颂壶》、《虢季子白盘》、《师簋》，几乎全部铜器都铸有铭文，而且字数一再增加。

比如周初武王时的《天亡簋》有七十八字，成王时的《令彝》就达一百八十七字，康王时的《大盂鼎》又达到了二百九十一字，《小盂鼎》铭字已有剥蚀，估计已达三百九十余字，而西周后期，《曶（hū）鼎》达四百一十字，《毛公鼎》更多达四百九十七字。

如此用心又如此普遍地在器物上刻铸出动辄上百的大段文字，这是只有周代才有的奇迹。

因此，如果说周器特征，铭文才是当之无愧者。

字数增多当然是最显见的标志，而文字繁复意味的是内容含量的扩大。

周代金文上至改朝换代、天子祭享、先王历史功业、今王的重大战事以及册命分封，下至诸侯卿大夫的受赏获赐、诉讼官司，涉及到的历史事件乃至上层贵族的社会生活已经相当广泛。

《利簋》、《天亡簋》即是武王伐纣、禁绝殷祀的历史见证。

有的是王公贵族受到册封之后的铭刻纪念，如西周早期的《宜侯矢簋》，西周中期的《颂壶》，这些铭文对于周代分封、命官等制度，无疑是最真切的展示。

作器者在记下册封过程的同时，有时也郑重其事地记下王的劝勉和训诰，《何尊》、《大盂鼎》即是此类。

《大盂鼎》本是证实康王时代继续大举册命分封的一件重器，铭文提到康王二十三年，周王在宗周册封南公之孙盂接替荣伯之职，命其辅佐王室掌兵戎大事和贵罚诉讼，并赐予鬯一卣、冠服、车马以及土地、臣隶。

但铭文开始却以大量篇幅记述了康王册命赏赐之前对盂语重心长的训诫、教诲，其中特别提到先王的节酒、有仪，殷商的酗酒丧国，简直就是又一篇“酒诰”。

而更典型的则要属长篇名作《毛公鼎》。

该鼎铭文涉及的虽也是周王对大臣的一次册命和赏赐，但行文主要记述的却是毛公在接受册命时所聆听的周宣王的一大篇训诰之词，诰词大意是承蒙先王受天命，建立周国，诸先大臣们尽心尽力，治理国家，使周朝延续至今，而现在天下四方“大纵不静”，政局不稳，因此要求毛公要谨慎从事，协助自己，控制局面，免致丧国。

金文中还有一些是作器者直接参与征战之事的铭功之文。

如作于周宣王时代的《师簋》，西周晚期的《多友鼎》更直接反映了周人抵御猃狁进犯的历史事实。

战后，多友将首级、俘虏、战利品等献于武公，武公转献于周王，周王赏赐武公土田，武公则赐给多友礼器、乐器等物。

另有《卫盉》、《五祀卫鼎》、《九年卫鼎》、《曶鼎》等，近似于法律文书和契约，涉及到了诸如土地交易、经济赔偿、赎买人质乃至刑事案件的处理等等。

由此可见，这些带有铭文的青铜器物，大多都是为某些特殊事件所铸的用于陈列的纪念品，其中铭文所记述的内容对于作器者来说，都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参加重大活动、受到册命封赏、聆听谆谆诰命是如此；出征参战、杀敌立功是如此；增田扩土、诉讼获胜的凭证也是如此。

它们既是当事人荣耀、自我肯定的载体，用来上告先祖、下传子孙，更有永恒的价值。

因此，作为审美器物，这些铭刻在器物上的文字所含的内容本身，就有沉甸甸的分量。

也就是说，比起殷商饕餮形象的宗教意味，周代铜器的审美价值和意义，更多的是凝结在这些铭文上面的。

正是因为这些文字而非纹饰，成了一篇篇刻在铜器上的“《尚书》”。

金文是今天所能见到的周代特别是西周文字及书法“大字典”，这些文字和书法，就时人而言，主要还是出于实用，远非审美观赏，这与殷商人的甲骨文字并无二致，其偏于内容的倾向甚至更有过之，尽管如此，作为时人亲手所书的文字，金文集中体现了造字及字形结构在周代的发展及其变化，反映了周人特有的书写风格和对线型美的追求。

与甲骨文比较而言，金文的造字方法已经开始讲究规范，大多省去了甲骨文中依然存在的某些文字初创时期的原始图画成份，一些象形字已由描摹事物本身的形象，演化为由笔划交构而成的距离事物原形很远的“字”。

比如在甲骨文中，像“犬”、“豕”、“兔”、“虎”、“象”等表现动物的文字，多数都还画成有首有尾有肚腹的样子，而在金文中它们都一律减省了肚腹部分，首和尾的表现也不是十分明显了。

甲骨文的“首”字就画成一个动物的头形，而西周较晚时期的“首”字与后来小篆的字形已相当接近。

另外，较之甲骨文的一字多形，金文的字形也已较为统一，比如“车”字，甲骨文或画一只车轮，或画两个车轮，或配以车厢，或配以辕衡，或车厢辕衡兼有，形状竟有十几种之多，而金文则基本固定为两个车轮加辕衡，后又演进为与小篆相同的车形。

再比如甲骨文中的“田”字，方框中纵横交错的笔划数目不等，有的在方框外还会再加上几块方格田，而金文“田”字则一律作田字格，已与今天的“田”毫无二致。

更值得注意的是，形声字的比重在金文中迅速增大，在整个造字系统中明显居于领导地位，这与形声字在甲骨文中只占18％（统计数字来自郭宝钧《中国青铜器时代》）三联书店出版社，（1963年）的情形已不可同日而语。

形声字的意义在于文字更加脱离了“画”的桎梏，而越来越向纯粹的线形艺术靠拢。

于是，人们的确在金文中看到了线条、字块乃至字幅本身所体现的两周的书体格调。

周初金文尚有甲文之风，刚劲古拙。

笔划首尾都要出锋，显出波磔，人称“波磔体”。

西周早期的金文有瑰异凝重、雄奇恣放，质朴平实等特征。

书写方式也只注意大致成纵，还没有横排的意识。

今见周人第一篇书法之作《利簋》就是如此，其笔画的尖头尖尾、纤细劲俏，更是甲骨文字的余续，但其间婉转柔和的曲线的增多，却又与甲骨文以横直线为主的契刻书体有所区别，昭示着一个新的铭刻文字时代的开始。

周康王时的大盂鼎，是现存西周青铜器中的大型器。

造型端庄稳重，浑厚雄伟，典丽堂皇，为世间瑰宝。

虽然仍属早期作品，其中不少字两头尖，中间宽，呈柳叶形，似乎仍是早期“蝌蚪文”的延伸，然而又有许多字的笔法，铭文大字，笔法方圆并用，粗细富于变化，起止锐圆因势而异，或起笔使用方笔、收笔使用捺笔，有字方之感，或呈圆笔、半圆笔，有字圆之形，体势严谨，体态厚重，奇瑰隽美，流畅俊灵，行气款形齐整，纵横疏密相当，字体庄严凝重而美观，且注意到文字的布局排列，呈现出由古朴刚健向圆柔平和过渡的形态。

大盂鼎的线条苍劲多变，半系浇铸，剥泐（lè）所致，时制穿插出现的粗画和肥厚的点团形成一种特别的节奏感。

后来西周中期的铜器铭文，这种粗画和团块消失，字形端庄卓伟，瑰丽奇拔，风格凝重，雄浑，敦厚，工整，显示了西周早期朴厚的时代风貌。

大鼎具备了中国书法所追求的圆润、饱满、朴茂、逎劲，其成就为成康时期金文书法之冠。

故在成、康时代金文中，以书法的成就而言，当以大盂鼎居首位，堪称西周前期金文典范。

散氏盘，又名矢人盘，西周厉王（前857—前842）时盘器。

铭文大字，笔法、结字和章法意态恣肆，奇趣横生。

字大多取横势，这与大多取纵势的铭文不同。

字的重心突左突右，给人跳跃感。

因而其章法上也出现了变幻多端的现象，给人以行止裕如，气象飘逸之感。

周人书体风格的形成，与铜器纹饰的变化几乎同步，也是至西周中期以后明朗起来的。

西周中期以后的字体明显摆脱了古拙刚劲的风格，笔画圆柔，两端平齐，不再波磔出锋，显得收束得体，书家称为“玉著体”。

《毛公鼎》就是其代表之作。

毛公鼎为西周宣王（前827—前782）时期的金文鼎。

铭文笔法严谨，结体劲瘦，取纵势，行气流畅磅礴，章法错落自由，实为金文中的瑰宝。

由于篇幅巨大，字数繁多，该鼎铭文整体观之确有洋洋恢弘之感，使人耳畔仿佛响起“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的赞叹；而就其章法的疏密有致、成行成列，又可见周人的进退有节，“莫不令仪”；尤其是若细审其字体，但见转折自如，圆融婉通，字略修长平整，灵秀自然中不失规矩严谨，气色温和，笔势稳妥，处处显出彬彬有礼之貌。

说到书写的成行成列，这突出显示了周代审美文化追求整齐、规范的特有风貌。

说起来，与甲骨文随兆刻画、左右“出击”的格式不同，金文已经全部下行左转（个别有意出新的除外），成纵向之势，由此奠定了整个古代书法布局模式的基调，其纵成行的态势是自然而就的。

但横成列的追求，却应属爱好规整的“有意为之”。

其中文史珍品《史墙盘》的书体工整可谓臻于极致，在视觉上予人以审美意蕴，铭文原本就是一篇以四言为主的长篇颂辞（二百八十四字），依次历数了文、武、成、康、昭、穆和时王（共王）的功德，并讲述史墙的家族发展，称颂其先祖父考，近乎史诗之作，既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又是西周时代见于书面的文学佳作。

与之相应，铭文文字的书写相当工整秀丽，大小如一，特别是其排列布局，由于字数繁多，被均匀地分为前后两半，各九列，上下左右均十分平齐，成两个对称的长方块状。

而且纵成列，横成行，已经一丝不苟。

《史墙盘》铭文，充分表现了铭文装饰美、古典美。

其中，记下器主受册命整个仪式的《颂壶》，一如仪式的有板有眼，这篇铭文在书写之前，竟先画出了方格，其纵横有章的讲究更为明显。

这些字体、格式进一步方整化，就是所谓的籀书或大篆了。

相传籀书出自周宣王太史籀之手，从金文西周中期以后的这些发展来看，应该不是空穴来风。

就这样，周代青铜纹饰及铭文，共同组合成了一个独特的“文质彬彬”的艺术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