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代的新诗由于现实语境的制约，很容易与“国家主题”的书写联系起来，但此时的40年代显然与一般现代文学史意义上的第三个十年（1937至1949年）并不一致。

一、阶段性、区域性及整体构成

40年代新诗的国家主题就其具体的文化语境来看，可以从阶段性和区域性两个主要方面谈起。

首先，就阶段性而言，以1945年日本投降为界，40年代诗歌可以被明显分成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的诗歌因同处战争的环境，必然受到战争的影响、制约，涉及国家主题的内容，但由于各阶段战争性质、对象的不同，其“国家主题”在具体呈现的过程中会有明显的差异。抗日战争时期诗歌的国家主题，由于“民族”、“国家”等超越阶级矛盾的客观存在，各政治、文化区域诗歌主题书写的个性往往可以统摄于“共同的话语场”之中。随着抗战胜利，进入解放战争阶段，新诗的国家主题更加明确、具体，其风格、特征也更加受制于不同区域的政治文化。

其次，就区域性而言，抗日战争时期的新诗由于政治的特殊性，可分为国统区、解放区（以延安为中心、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辐射各地的区域）、沦陷区及上海“孤岛”（1937年11月至1941年12月，是一个与沦陷区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概念）四个区域。四个区域的诗歌由于政治、文化语境和社会制度等原因，在呈现创作风格、“国家主题”时不尽相同。

二、沉郁的写实及讽刺的表达

自“九一八”爆发以来新诗在发展道路上的演变轨迹正得到历史的呈现：30至40年代的诗歌不仅在思想、精神、情绪等方面上存有抗战前后的差异，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抗战之后的诗歌也正经历着阶段性的变化。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之后，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国内社会政治形势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战争初期昂扬激奋的社会心理逐渐冷却下来，人们开始正视战争的残酷性和取得胜利的艰巨性，以及战争时代现实生活的腐败现象。诗歌也由兴奋、呼喊转为沉郁、写实和内敛，其国家主题的表达也逐渐沉实、凝重，充满了忧患意识。

以“七月诗派”在40年代的诗歌创作为例，沉郁、写实无疑是其重要的诗歌美学风格之一。

三、“现实”与“现代”的融合

对以往诗歌经验的总结、反思，对新传统的寻求、探索、实践，贯穿于《新诗现代化》、《新诗现代化的再分析——技术诸平面的透视》、《诗与民主》、《论现代诗中的政治感伤性》、《诗与主题》、《“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从分析比较寻修正、求和谐》等理论文章的探索之中，同时，也贯穿于上述群体的创作之中。客观地看，“中国新诗派”（或更集中地成为“九叶诗派”）的创作及理论实践对于中国新诗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重要的意义。

四、“旗”的意象及其所指

与30年代土地、太阳是诗歌表达国家主题的典型意象相比，40年代诗歌的典型意象是“旗”。由于40年代具有独特的战争背景，所以，“旗”的典型性是不言而喻的，作为一种标识和象征，“旗”无论有着怎样的质地、形态，都蕴含着安德森所言的“同时性的经验”[15]，并使原本素不相识的战士从四面八方涌来，团结其下，勇往直前。以七月派诗人孙钿的《旗底歌》为例：

让狂风吹！/让子弹射过！/让露水浸湿！/让暴雨打！/让太阳晒！/旧了/破了/我们仍是疼爱的/这大幅/自由解放底抗日的旗儿//革命的旗/树在外面坚定的意志上了……

旗/永远在我们前面/飘扬/我们随着旗/前进/自后，旗是我们的眼睛……

五、从延安走向新中国

与上述几方面相比，40年代解放区诗歌的“国家主题”由于区域政治文化的原因，往往具有自身的个性特征。从白原在《中国，我呼唤你》中的直抒胸臆，艾青抵达延安后所作的《献给乡村的诗》、《中国人民的歌》展示的“土地意象”和“国家的想象”，到晋察冀诗人陈辉的《为祖国而歌》以清新的格调，火一般的战斗激情、深爱祖国的赤子之情，展示抒情主人公内心的世界，区别胡风1937年的同题诗，解放区诗歌的“国家主题”往往在诗质上更显具体、清晰。上述情况的出现，就环境而言，是与以延安为核心的解放区民主风气、日常生活和军民团结的凝聚力密不可分的。当然，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可知：“延安诗歌”在呈现“国家主题”时同样具有变化的趋势。这种变化除了源于解放区本身也经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阶段、拥有不同阶段的主题之外，解放区诗人来自全国各地、需要完成解放区生活环境及自身创作观念、身份的转变也是不可忽视的内容，而像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使诗人、作家以及知识分子的转变成为一种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