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唐代，“歌行体”作为一种独立的诗歌样式，开始大量登上诗坛，成为初盛唐诗歌创作的新走势。而七言歌行到了李白、杜南手中，推陈出新，极力创变，一为纵横奇变，一为顿挫谨严，开创了“歌行体”的崭新局而。许学夷称李、杜“五七言占(许氏自注:兼歌行、杂言言之)体多变化，语多奇伟，而气象风格大备，多入于神矣。川3一(,nsy我们从许氏称初唐七占“始言风格”，到盛唐高、岑等“风格气象始备”，再到李、杜“气象风格大备”，正可看出他对唐代七占与歌行发展、成熟的过程的准确把握和描述。盛唐的“歌行体”与前代相比，总体上呈现出以卜几点明显的新变:一、诗歌中诗人的主体性进一步强化;一、句式语言史为自山灵动，Jl逐渐向散体形态复归;二、章法上多表现为跌宕折回、腾挪转换的结构特点。初、盛唐时期是“歌行体”创作的极盛期。

“歌行体”的这种形式特点，既不像七言古诗那样“循守法度”、“贵乎句语浑雄，格调苍占”，又不似近体律、绝那样“拘于定体”、讲求“联对声

律”。所以，它给诗人提供了多维的创作空间和很大的表现领域，也最适合像李白这样的具有强烈自山意识、浓厚浪漫精神和豪宕飘逸的个性气质的诗人。李白诗歌中的歌行，体现了这种新兴诗体的艺术特征，标志着歌行的发展迈进了新的阶段，代表了李白诗歌的思想精蕴与最高成就。

我们以“歌行体”的基本特点和诗体定义为主要标准来衡量李白诗歌，大致可确定其“歌行体”有72首。这些诗歌从诗题类型划分，可归纳为3类:l、乐府占题;2、自拟乐曲性诗题;3、非乐曲性诗题。后两类不属乐府诗说法，而是李白自创(拟)的新题，工琦《李太白全集))(中华阵局1977年版)均收入“占一近体诗”中(卷25所收《对酒》为乐府题，当归入乐府类;《笑歌行》、《悲歌行)).《草书歌行))3首或为伪作，不计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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