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名人黄秉维简介

[日期：2007/03/30来源： 作者：]

编者按: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理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名誉所长黄秉维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地理学家。他还是罗马尼亚科学院院士、美国地理学会会员、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名誉通讯会员、国际山地学会顾问。曾获得1996年国际地理联合会特别荣誉奖、1997年度何梁何利科学与进步奖。他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为了纪念黄先生在我国地理学上的卓越贡献，特请黄先生第一位研究生牛文元教授撰写此文。

少时，粗读《五柳先生传》，对于那种“闲静少言，不慕荣利”，乃至“不戚戚于贫*，不汲汲于富贵”者，常心向往之，并默默地奉为人生之楷模。及长，有幸忝列黄秉维教授门下，历经30余载，先生之学识、风范、道德、文章，耳濡目染，遂使脑海中一直膜拜的影子，逐渐活化，逐渐清晰，并越来越凸显出来。

黄秉维先生诞生于1913年2月1日的广东惠州。20世纪的20年代，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是一个屈辱的年代。军阀混战，列强侵凌，民生日益凋敝，山河危如累卵。一个面世不久的少年，聪颖早慧，正义满怀，稚嫩的心灵过早地背负着沉重的压力，为其一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广东，是清末民初的革命发祥地，各种思想汇聚于此。惠州毗邻香港，民族精英廖仲凯、邓演达、叶挺等生于兹、长于兹，与广大民众一道，奏出了那个时代的强音。年方8岁的他，虽不深谙世事，却也领受到“责任感”这个沉甸甸的字眼。在学堂中他听老师朗读“皇皇华夏，即将于奴；戚戚江山，日变其色”，不禁潸然泪下，不能自己。稍长，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壮举，“打倒军阀除列强”的浩歌，都曾使他十分激奋，至今虽然已经过了近70年的时光，每当忆起，仍能历述往事，一一道其仿佛。

黄秉维先生12岁之前就进了私塾，汲取了不少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尤其是在他舅父家所接受的熏陶，整个地影响了他的一辈子。他舅父早年追随康有为，鼓吹变法维新，戊戌变法彻底失败，于是隐居故里，寓情山水，老于林泉，独善其身。作为一个正直的人，他痛恨社会黑暗，不甘大地陆沉，常常教读他的外甥许多正气之作，借以抒发“不仕王侯，高尚其事”，“忘怀得失，以此自终”的情怀。这些文化的混合体，不能不对黄秉维的世界观产生重大的影响。时隔半个多世纪了，黄先生对此作总结时，还深有感触地写道:“隐逸者的思想，有积极的因素，也有消极的内容。对汲汲于名利者，是一剂良药；对为祖国为人类的功利主义者却可能起负面作用。为祖国，为人类，有时可能要效法伊尹，治亦进，乱亦进。……隐逸思想的浸染，对我60多年的地理工作也有不少影响。”

黄秉维先生自幼以孝悌见称于乡里。由于家境日衰，使他深切地感到那种衣餐不继的忧虑。在他即将面临挑选职业时，虽然深知在外国控制下的机构（如邮电局、海关等）作事，可以觅得一个薪资不菲的“铁饭碗”，但他决然舍去，粪土当年那种在洋人羽翼下的富贵。恰在那时，他从报刊上得悉各类外国人在华探险考察，深入到西北、西南腹地，而中国人自己能够参加这些考察者，却寥若晨星，这种反客为主的现象，在爱国主义充盈内心的他看来，实在是国人的耻辱。他在《自述》(1992)中说:“乃昕夕衔枚。疾足奔放，以两年时间，连跳五级，考入中山大学理科预科。”接着，在学习化学还是地理学这个终身学业的决定中，虽然他还不可能洞悉近代地理学的内涵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由于痛感中华民族的子孙不能对祖国秀丽山河作深入的研究，于是义无反顾地走进了地理学的大门。作为一个门门优秀的学生而言，他毅然与地理学结缘，其中既有献身者的情怀，也不乏勇士般的悲壮。只有当个人的不平与国家的兴衰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往往会造就一种执着的人生。自从17岁致力于中山大学地理学的研习后，直到逝世前一天，他一直耕耘在这块园地之中。

中国近代的地理学，起步并不早。中山大学地理系，是系统传授西方地理思想的先锋基地之一。1929年，中大地理系从“近代地理学的故乡”——德国延聘威尔赫姆·克勒脱纳教授担任系主任，其后又聘请威尔弗冈·卞莎教授接任系主任，同时还邀集其他几位当时在国际地学界有声望的教授，整个地将西方地理学体系移植了过来。众所周知，德国是近代地理学的发祥地，一大批星光灿烂的大师如洪堡、李特尔等，曾令众多的地理学史研究者们叹为观止，赞誉他们为“在科学的历史上有如巍巍高山”。黄秉维先生在这个体系中从事科学地理学的研习，一下子就进入了当代地理学的前沿，并将自己的根值于中华大地这个深厚沃土的基础之中。

展示于先生面前的科学地理学，既是一门高度综合的学科，又是一门高度艰深的学科，稍一不慎，不是陷于浮泛堆砌的泥坑，就是陷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困惑境地，决非一般平庸之辈在一旁鄙视地理、轻视地理时来得那样的“潇洒”。因此，能真正清醒认识地理学的真谛者，为数并不太多。而且通常要花费一辈子甚至几代人的时间，经过“糊涂—清醒，再糊涂—再清醒”的多重波折，才能体会到它的内涵及外延，去领略凤凰涅槃般的惊喜:原来地理学竟是一个如此多彩的世界。

在中山大学地理系，他专心致志地听课，他如饥似渴地读书，他苦思冥索地探求，逐渐地领悟出:要了解地理学的规律，必须借助于地理事实的发现、地理内容的比较和地理实验的开展；就得积累地理学各分支学科的知识；还要借鉴相邻学科的成功经验，舍此去认识地理学的综合，不啻于无米之炊。在校期间，他选修或旁听不少地质学与生物学的课程，对于矿物学、古生物学、动物学进行了多方涉猎；由于对德籍教授的某些观点产生疑问，他自修了简易的高等数学；从学习气候学中想到了地理定位实验研究的重要；他曾对地貌学有所偏爱，由此推及到掌握大地构造、内营力以及土壤学的知识；他学习了人文地理学中的“三纲六目”，对于聚落地理学产生了浓烈的兴趣，进而对于人口统计和人为作用有了明确的认识。他为了掌握更多的第一手资料，特别重视野外考察。那时中大地理系，每两周就有一次野外考察活动，黄秉维先生体力荏弱，第一次随德国教授克瑞勒脱纳去白云山，未及行远，就体力不支，脸色发青，休息许久，才能为继。但他遇难而进，以后对所有的野外实习，无役不齐，经过一年的锻炼，“已能履险如夷，从不后人”了。正是经过严格的智能训练和体能训练，在他的四年大学生活中，不仅广博了他的知识结构，也有了一个健壮的体魄，为此后从事地理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他自己如是说:“四年学习中，我知道地理学、自然地理学是有待建筑的大厦。草莱初辟，材料不全，齐云落星，尚须艰苦缔造。”

他的毕业论文“惠州西湖与铜湖之间地形”，由于考察详尽，说理透辟，分析精到，结论确当，卞莎教授给了97分的高度评价，四年总成绩居全院第一名。获得校方授予金质优学奖章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奖学金。

地理区域的综合识别，地理结构的客观排布，地理空间的分异规律，地理过程的振荡节律，历来成为地理学所追逐的基本目标。中国，作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地理大国，位于地球上最大的陆地——欧亚大陆的东侧，也位于地球上最大的海洋——太平洋的西侧，恰好被夹在地球上“两大活动带”之间，自然环境十分复杂，正确地认识我国的地理特点及区域分异特征，殊非易事，需要有坚实的地理学理论基础，需要有翔实并带有条理性的资料，需要有正确的方法和缜密的思考，更需要有贯通许多研究领域的能力。黄秉维先生的先天秉赋与后天刻苦，便他具备了胜任这个艰巨任务的前提。无论是在校学习，还是到社会上工作，他都一如既往地背负着这个繁难的“十字架”，不止息地前进着。

1934年，黄秉维先生在中山大学理学院以当届毕业生中成绩最优被何衍璇教授和卞莎教授推荐进入北平地质调查所。德国著名学者李希霍芬在考察中国后，曾认定中国南方海岸为下沉型，北方海岸为上升型，使得中外科学家一直信而不疑。年轻的黄秉维根据自己的考察与多方面的对比，对这位世界级的权威提出了挑战，认为这个结论是错误的。我国地学的开山鼻祖之一翁文灏先生，鼓励这位青年科学家到山东进行海岸地貌考察。于是他两赴山东，对荣成附近的贝眆、日照沿岸几道平行的沙洲、芝罘岛上小型的穿山峡等，都作了严密的观察记录，最后断定山东海岸不是上升而是沉溺型的。第一次考察报告问世，即在中山大学自然科学季刊发表，洪思齐教授旋即在《大公报》刊出书评，语多嘉勉，深为中国学者在重大问题上的真知灼见而自豪。

黄秉维先生思路清晰，逻辑显明，如椽手笔，文字宏巨，自认不大善辞令，尝思“以笔代说”自许。大凡天下的道理都是相通的，任你巧舌如簧，如无真才实学，也只能哗众取宠，博得个腹中空空的下场。尽管黄先生自认口才不济，但因他说的内容实在，道理朴拙，听者还是很有收获的。就在一次中国地质学会年会上，与葛利普讨论华北海岸时，他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引起了当时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文江先生的赞许。作为当时地学泰斗之一的丁先生，与翁文灏、曾世英合编的有划时代意义的申报馆《中国地图集》出版未久，他又在准备编著一本中国地理长编，并据以写简要本高中中国地理。在会上听到黄秉维的发言，第二天即约黄先生参与工作。这的确是一项有意义的文化工程。众所周知，在30年代中期，真正可资利用的地理资料不但很少，而且详略悬殊，在地域上和时间上的口径不一，很难予以对比。黄秉维深知任务艰巨，却毫无惧色，慨然允诺，并于1935年秋来到南京，开始投入又一个曲折的旅程，当时他的年纪只有22岁。

从事编纂中国地理的第一步，就是对南岭进行认真地考察。在我国，传统的观点是把南岭作为一条“明确的地理界线”对待，并有“一树梅花岭上开，南枝向暖北枝寒”等诗句作为佐证。而在国内外的各类地理著述中，也都因袭相传，习以为然。按照当时的认识，中国北半部的地理界线比较清楚，基本上没有多大争议；南半部则问题较多，丁文江先生指出南岭是其中最主要的疑难，他要求黄秉维去实地解决。一向做事认真的黄秉维，花费了近半年的时间，遍历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等省，进行了详尽的对比分析，发现仅仅从地貌一项去判断，不足以求得问题的答案，必须联系到气候、土壤、植被等多种自然要素，才可以综合判定地理区域的性质。最后的结论是:南岭只是一条分水线，不是一条山脉，更不应作为一条自然地理界线。就这样，他从实际考察入手，步入了综合分析中国地理特点的道路。

《中国地理》专著（丁文江先生称之谓“长编”）只完成了三分之二，即值抗战军兴。图书装箱、机关迁移，野外作业更无法进行，“长编”撰写工作被迫中辍，仅只完成了高中本国地理一函。在保存的部分原稿中，蝇头小字，密密麻麻，虽屡遭兵火，在已经泛黄的纸上，字迹仍清晰可辨。在那部书稿中，旁征博引，内容极丰，理论、资料、结构、谋篇，乃至遣词造句，都极讲究。以1936年写于南京的《中国植物地理大纲》为例，共136页，凡三万五千余言，分别就中国的植物区系成分、人类活动与天然植物、中国的植物区域、国产植物之利用这四个基本部分展开论述。在充分参酌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首次把中国划为26个植物区，并一一加以说明，至今读起来，仍深深感到它的学术价值。本卷尤其论述了人类对于天然植被的干扰与破坏，书中写道:“每值干戈扰攘之时，官邸民居，不免毁废；乱平之后，流民渐归故里，生聚日趋繁庶，必建筑居室，以应需要；政府或大兴土木，以营奂轮之美，则需用木材为量更多矣，……致昔日森林成为秃岭。”由于该卷分析中肯，张其昀先生曾将其中的植物分区部分，发表于《史地杂志》上，受到学术界的推崇。

在编纂中国地理的同时，黄秉维先生一直把正确划分中国的自然地理区域作为工作的目标之一，而这决非一朝一夕之功。早在学生时代，黄先生就养成了博览群书的习惯，并且具有极可宝贵的开拓型的学习精神。以此种进取精神为经，以学科间的有机联系作纬，编织成了他对地理学认识的基本网络，浸染着他那孜孜以求和奋发进取的特质。在他整个的研究工作中，综合的观点、比较的方法、因果的联系、实际的意义、应用的价值等一系列近代地理学的内涵，都得到了良好的体现。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是黄先生喜爱的一句格言，这充分显示出他在学术道路上勤奋、刻苦、坚忍不拔、锲而不舍的精神。在大学的初期，他偏爱地貌学，平生所写的第一篇论文就是“广东西湖与潼湖之间的地貌”；到了大学三年级，他又对气候学产生浓厚的兴趣；此后受到维斯曼的影响，系统地学习了植物地理。到了1936年，他有感于当时地理界不大熟悉土壤学的弱点，乃就教于土壤地理学家梭颇及其他中国同事，并参加了土壤调查和博采外国所发表的新疆、内蒙古、东北的土壤资料，重新编制了全国土壤图，不仅弥补了前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编制的中国土壤图之空白（该图不包括上列各省区），在论述的内容和所采用的方法上，亦具独到之处，尤其重视土壤与其他自然因素的联系。正是这种广泛的涉猎和深入的研讨，使他从中逐步发现了中国自然地理区域形成和结构的真谛，奠定了他研究中国综合自然区划的基础。

黄秉维先生在1984年10月访问日本时，曾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演讲:“地理学家都了解，不同规模的区划是认识‘地’的一种手段。按照认识的顺序来说，应当先作自然区划。”这就一语中的地道出了他特别重视地理区划研究的原因，也就会理解为什么这类研究会整整地贯穿于他半个多世纪的科学活动之中，在未完成的《中国地理》书稿中，他已经系统地对于各个自然要素作了全国性的区划，这对于客观认识中国的地理特征，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贡献。他先后完成了“中国河流区划”、“中国气候区划”、“中国地貌区划”、“中国土壤区划”、“中国植被区划”，以及“中国综合自然区划”。在上述区划中，有的系他首次提出，有的虽有前人作过，但他依照综合的观点重新加以划定。以“中国气候区划”为例，竺可桢和涂长望二位先生原已作出，但考虑的因素较单一，尤其未及考虑地貌、植被、土壤等要素的交互作用，致令将云贵划成一个单元。针对此，黄秉维先生在其“中国之气候区划”一文中，作了某些重大变更，将原先的云贵一区分成两个不同的区域。他的这种见解，不仅为时人所瞩目，尤为气候区划原作者所激赏，涂长望先生力主将他的这篇论文公诸于众，发表于浙江大学史地教育研究室的出版物上，作为一家之言，互为印证，以求科学的发展。科学家们的求实精神和切磋学问的态度，一时传为佳话。

大约就在20世纪的30年代，黄秉维先生已经正确地划出了中国综合自然区划雏形，并且明白无误地将青藏高原独立出来作为一个大区，这与1957—1959年间组织的大规模自然区划工程有异曲同工之效。1949年之后在竺可桢和黄秉维的领导下，聘请了多名苏联专家作顾问，开展了中国自然区划的整体研究。在华担任总顾问的萨莫依洛夫教授，在区划原则和方法诸方面，都介绍了一些好的经验和思想，但他对于中国的自然地理特点远没有中国学者理解得那样深刻，以致所提具体建议不尽合理。黄秉维先生根据多年的实践，以充分的论据推翻了萨莫依洛夫教授坚持很久的意见。

由于黄秉维先生在中国自然区划研究中的巨大贡献，也由于中国自然地理区划在国际上的重大影响，1964年罗马尼亚科学院授予他名誉通讯院士的称号，表彰他在中国地理事业中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这些成就包括了他对黄河中游土壤侵蚀的研究、他对我国第一部自然地图集的贡献、他对我国实验地理学的倡导、他对现代地理学研究新方向的探讨、他对农业生产潜力研究的追求、他对我国首次开展的热量水分平衡研究的设计与领导、他对中国地理事业发展的组织工作等。

1990年，正值《地理知识》创刊40周年，他以流利的草体写下了两句深切的话:“倚枕旧游来眼底，掩书余味在胸中”，这位以书为友、以书为伴、以书为食的忠厚长者，几十年如一日在书的海洋中倘佯，乐之者、好之者，其中三昧，非亲历者不可道也。人们都说:他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人类。自幼及老，他一直将这种节操和思想融入在他所挚爱的事业中。

作为一名科学家，黄秉维先生一向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先生聘任他为地理研究所的领导，在此岗位上，他明确地提出了三大任务:1.黄河中游山陕之间峡谷土壤侵蚀的研究。他把黄河的中上游与下游联系在一起，他把水土保持与黄河治理联系在一起，他把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联系在一起，他把黄河安危与国计民生联系在一起，显示出高瞻远瞩的气魄。2.南方山地的利用。他知道中国人口的压力，他知道土地资源的宝贵，他知道山地利用的潜力，他当然更知道一个科学家的责任。3.厂址选择。这是地理工作者应用空间分异理论服务于国民经济建设的良好用武之地，从更为一般的推论去分析，也是他“科学救国”的合理延续。上述三项任务，涉及到环境、农业、工业诸方面，经过40余年的检验，可以看出是十分富有远见的。直到今天，它们仍然是地理学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劝君不用刻顽石，路上行人口似碑。黄秉维先生的事业和人格，凡是与他有所接触的人，无不明白如水。漫长的80余载岁月，他的生活近乎枯燥，但他的世界却异常多采；他的索取少之又少，但他的贡献却无法用车载斗量为计；他说的远没有做的那样多，但他的形象却几乎用不着人们再去多说一点什么。他精神矍铄，健行不息，没有人会相信他已是80岁的老人。他没有直接对我说过他对未来地理学发展的意见，但我窃想，用他自己的一句话也许可以表达:“地理学向来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桥梁，它研究自然，又不脱离自然基础去研究社会经济”，即继续应用地理学的理论，更好地服务于国计民生，也许会概括他的回答吧!

简历与生平

1913年2月1日生于广东惠阳(现惠州市)。

1928年秋考入中山大学预科，1930年升入中山大学本科。193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获金质优学奖章。

1934年—1935年获洛克菲勒文教基金会奖学金，在北平地质调查所研究山东海岸，提出海岸下沉的证据，修正了李希霍芬(F.vonRichthofen)关于中国长江以北海岸属上升性质的论点。

1935年—1938年，应丁文江、翁文灏先生之邀，在地质调查所和地质研究所编撰《中国地理》(长篇)与《高中中国地理》。

1938年—1942年在浙江大学史地系任讲师、副教授。

1942年—1949年在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先后任专员、专门委员、简任技正、研究委员。承担并主持中国自然资源利用与保护、计划水库调查、长江三峡和黄河下游多目标流域规划等任务。

1949年—1953年，任南京市生产建设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工业部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工矿普查组主任、基本建设处副处长。1950年夏兼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筹备处副主任。1953年调地理研究所，先后任研究员、代理所长、所长和名誉所长。

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950年以来，先后任中国科学院自然区划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大地图集编撰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副主任等职。还长期担任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1956—1979年)、理事长(1980—1991年)和名誉理事长(1991—)，并长期担任《地理学报》(1964—1984年)和《地理研究》(1982—1992年)主编。

1964年被授予罗马尼亚科学院名誉通讯院士(后改为院士)。1979年当选为美国地理学会会员，1980年被授予英国皇家学会名誉通讯会员，1980年被聘为国际山地学会顾问。

黄秉维是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

在中国现代地理学的发展历程中，黄秉维按照学科本身的特点和规律，密切注视国际研究动向和趋势，提倡学科间交叉和渗透，强调综合研究，积极引入新思想、新技术、新方法，重视理论与实践结合，强调为经济建设，尤其是为农业生产服务，并身体力行。

自50年代以来，黄秉维不断开拓并指导了自然地理的许多综合性研究工作，如中国自然区划、黄河中游土壤侵蚀与保持、华北水利与农业、提高坡地持续生产力、全球环境变化与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他的主要贡献可以概括为:

黄秉维对中国自然区划的研究始于30年代末，40年代发表的“中国之植物区域”及“中国之气候区域”，在中国早期部门区划中具有开拓意义。1959年主编的《中国综合自然区划(初稿)》则为中国最详尽而系统的全国自然区划专著，国内外迄今未见类似著作。中国自然环境异常复杂，在众多因素的影响制约下，客观上存在着地带性规律难以辨识的困难。黄秉维这一专著揭露并肯定了地带性规律的普遍存在，这对于中国自然地域分异规律研究是一个历史性的巨大突破。60年代和80年代，他对原有方案进行了简化和修订，更便于应用，强调将区域单元作为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整体来认识，与区域发展紧密结合。此项研究获1987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该项成果几十年来一直被农、林、水、牧、军事等部门广泛应用。

早在50年代后半期，黄秉维就提出综合研究地表物理过程、化学过程与生物过程的方向。这比发达国家在全球环境变化中开展类似的研究约早20多年。其后又提出应当围绕土壤—植物—大气系统及其相互关系试验研究，提出并发展了“农田自然生产潜力”的理论和方法。黄秉维为中国自然地理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和道路，影响了中国自然地理学界的几代学者。

黄秉维1953年首次完成黄河中游土壤侵蚀方式分类，编制出中国第一幅1:400万黄河中游土壤侵蚀分区图。这些工作至今仍是黄土高原治理的重要参考依据，在水利部门编制的有关规划中至今一直沿用黄秉维当年的分区方案和说明，为中国土壤侵蚀规律研究的治理规划奠定了理论基础。

黄秉维重视中国东部坡地的利用和改造，指出既要防止土壤侵蚀及土壤物理性质变坏，又要使土壤养分供应不减少；坡地改良利用在战略上应以植物措施为主，最大限度提高一面坡或一小流域的持续生产力，最好的途径是凭借速生植物除害兴利，为坡地利用与改良指明了方向。

作为全球环境变化和地球系统科学研究的先驱者，黄秉维主张反复利用bottomup和topdown方法，按照自然区划来观察气候变化，对全球环境变化中的危险地带开展研究，要研究中国在农、林、牧业和能源利用方面对于全球变暖问题所应采取的积极对策和措施。他指出地理学有必要研究适合中国情况的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以50年为主要目标时间，以此带动地球系统科学的建立。在地球系统中应以陆地系统及其与大气、海洋的外延叠合为工作重点，并冶全球环境变化与区域环境变化为一炉。这些意见均成为近期研究的重点和工作指南。

综上所述，黄秉维院士开拓并指导了我国自50年代以来的自然地理许多综合性研究，成就卓著，推动了我国地理学，尤其是自然地理学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许多研究成果至今仍为农林牧水及军事等部门的重要参考资料，在生产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表现出巨大的生命力，在国内外产生深远影响。黄秉维是我国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