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的由来
胡同,是北京的一大特色。当一北京日益现代化现代化的时候,人们在担心：胡同是否会消逝？大概正因为如此,有人又拣起了一个似乎陈旧的话题：胡同是怎么成为街巷的名字的？这个词是怎么造出来的？
考其来源,最初的“胡同”这两字的外面都包着个“行”字,指明声音是“胡同”,意思是行走之地。那么“胡同”之音又从何而来呢？汉语中此两字的声音全无讲解呀！查查典籍,较早见到“胡同”的说法是在元曲杂剧,比如《张生煮海》中,梅香姑娘有“我住在砖塔胡同”的台词,这说明“胡同”一词产生在元代。所以《宛署杂记》考证道：“‘胡同’本元人语,字中从‘胡’从‘同’,兽取胡人大同之意。”这说法不一定对,因为元人即蒙古人,不会称自身为“胡人”,怎会取“胡人大同”之意呢？另一说法倒有些道理,今内蒙语的“浩特”变音写成汉文“胡同”。蒙语“浩特”是城镇之意,今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即叫“呼和浩特”(青色之城的意思),那么,蒙古人统治的元代,将蒙语引入是不奇怪的。
一、“胡同”最初不是汉语
胡同一词最初见诸元杂曲。关汉卿《单刀会》中,有“杀出一条血胡同来”之语。元杂剧《沙门岛张生煮海》中,张羽问梅香：“你家住哪里？”梅香说：“我家住砖塔儿胡同。”砖塔胡同在西四南大街,地名至今未变。元人熊梦祥所著《析津志》中说得明白：“胡通二字本方言。”何处方言呢,元大都的。明人沈榜在《宛署杂记》中进一步说：胡同本元人语。既是元人语,那就不能是汉语。元代将人划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所谓汉人,指北方的汉人、女真人、契丹人、高丽人。这四种人并非同一民族,也不使用同一语言。那么“元人语”也肯定不是“南人语”,至于色目人,包括的民族更多。故此“元人语”只能是蒙古语。
二、胡同与井关系密切
有的学者认为,胡同是从“忽洞格”———井转变过来的。笔者赞同这个观点。因为从大都的实际看,胡同与井的关系更密切一些。
先从胡同的形成看。元大都是从一片荒野上建设起来的。它的中轴线是傍水而划的,大都的皇宫也是傍“海”而建的。那么其它的街、坊和居住小区,在设计和规划的时候,不能不考虑到井的位置。或者先挖井后造屋,或者预先留出井的位置再规划院落的布局。无论哪种情况,都是“因井而成巷”。直到明清,每条胡同都有井,这是毋庸置疑的。
再从胡同的名字上看。北京胡同名字的成因,不外乎这么几个：以寺庙命名的,以衙署、官府机构命名的,以工地工场命名的,以府第、人名命名的,以市场命名的等等。但是,为数最多的,是以井命名的,光“井儿胡同”就曾经有过十个；加上大井、小井、东西南北前后井、干井、湿井、甜水井、苦水井……不下四五十个。这说明,胡同与井是密切相关的。
三、奇怪的名字原于音译
北京有些胡同的名字令人奇怪,因为用汉语无法解释。但是,如果把这些胡同的名字成蒙古语,就好解释了。试举几例：屎壳郎胡同,这名字多难听、多丑陋！当初此地的居民为什么要起这么个名字？其实这个名字译成蒙古语是“甜水井”！朝内有个“墨河胡同”,蒙古语的意思是“有味儿的井”,大概是被污染过吧。此外,如鼓哨胡同(或写做箍筲胡同),苦水井；菊儿胡同或局儿胡同,双井；碾儿胡同或辇儿胡同,细井；巴儿胡同,小井；马良胡同或蚂螂胡同,专供牲畜饮水的井……
北京还有不少“ 帽胡同”。“帽胡同”蒙古语是坏井、破井的意思,前面加上一姓氏,表明这个坏井是属于某家私有的。这不是牵强附会,白帽胡同旁边,曾有个“白回回胡同”,说明这里曾是白姓穆斯林的住宅。而“猪毛胡同”附近曾有个“朱家胡同”,说明这里确实住过朱姓人家。杨茅胡同附近就是杨梅竹斜街。
年代久远,有些发音被念走了样,这也不足为怪：汉语地名念走了样的难道就少么？不过有些蒙古语的地名难以考证了是真的。
胡同是井的音译,这一点应该没有什么疑问了。但有几点还必须强调一下,胡同和井,在元大都时代都有了“市”的意思,沙络市也可以叫沙络胡同,是珊瑚市的意思。在古代汉语里本来就有“市井”一词,“因井而成市”嘛。同在元大都时代,胡同和井也有了“大街”的意思,《析津志》钟楼：“楼有八隅四井之号,盖东西南北街道最为宽广”。意思很清楚,“井”等于大街。
旧北京的井窝子。在没有自来水的时代,北京居民的饮水主要靠井。一般居民没有私家专用水井的,就得到公用水井去汲水。图中的独轮车是专为人家送水的。
胡同景点介绍
什刹海
元朝初年,这片水域叫积水潭,它是大都漕运的终点,无数南来的船队都在此靠岸。萨兆沩先生在《净业觅踪》说,那时两岸“饼铺饭馆云集,酒旗绵延数里”,“春雨清尘,桃李盛开,酒楼悬挂的酒旗,迎着东风招展。那青底红字的酒旗,绵延达数里之遥”。可见,当时已是一片繁荣景象。
在明代,因湖边有座什刹寺,这片水域随之被称作什刹海了。元代的漕河逐渐废弃,积水潭日益内缩,慢慢形成彼此相连的三个小湖,往日船货云集的水陆码头,一变而成波光潋滟的宁静水乡。当时的诗人李东阳在湖边流连,兴之所至,赞它为“城中第一佳水”。公安三袁也联袂而来,在湖畔结社,饮酒,赏月,吟诗,留下一段佳话。
在清代,三个小湖分别被通俗地叫成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前海、后海和西海。三海相连,南接北海、中海和南海,而中海和南海的东侧,是紫禁城。不知是骄傲还是悲哀,紫禁城里最后两任皇帝,都出自后海东岸的醇亲王府,大清帝国最后几出惨烈的大戏,其实早在什刹海畔就拉开了序幕。
恭王府恭王府开放时间8:30-17:00,恭王府位於前海西街17号,是清代规模最大的一座王府,据说恭王府总面积为一百多亩。相当於中山公园,这是至今保存最好的一座王府,曾是和珅的宅邸。
恭王府分中东西三路,分别由多过四合院组成,后为长160米的二层后罩楼。
恭王府假山,此假山是用糯米浆砌筑成的,非常坚固,山上置两口缸,缸底有管子通到假山上,通过往缸中灌水的办法来增加院中的湿度,过去整个假山上都长满了青苔。
假山正中有一康熙皇帝为其母祝寿写的“福”字碑,这是恭王府的“三绝”之一,,贯穿整修假山。
嘉庆四年正月初三(1799年2月7日)太上皇弘历归天,次日嘉庆褫夺了和珅军机大臣、九门提督两职,抄了其家,估计全部财富约值白银八亿两,相当於国库十几年的总收入,所以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说法,2月22日和珅被“赐令自尽”。
胡同(烟袋斜街)
烟袋斜街,它东起地安门外大街,西至小石碑胡同与鸦儿胡同相连,为东北西南走向,全长232米。据清乾隆年间刊刻的《日下旧闻考》一书记载,此街原名"鼓楼斜街",清末改称"烟袋斜街"。
据说,当时居住在北城的旗人,大都嗜好抽旱烟或水烟,烟叶装在烟袋中。由于烟袋的需求与日俱增,所以斜街上一户一户开起了烟袋铺。这条街上的烟袋铺,大都是高台阶,门前竖一个木制大烟袋当幌子。黑色的烟袋杆儿,金色的烟袋锅儿,这样的标志真可谓生动形象至极。在烟袋斜街的东口路北有一家"双盛泰"烟袋铺,门前竖着的木雕大烟袋,足有一人多高,粗如饭碗一般,金黄色的烟袋锅上还系着条红绸穗,十分醒目。这"双盛泰"的大烟袋真称得上是北京同行业中的头号大烟袋了。
除此之外,烟袋斜街本身就宛如一只烟袋。细长的街道好似烟袋杆儿,东头入口像烟袋嘴儿,西头入口折向南边,通往银锭桥,看上去活象烟袋锅儿。正是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以"烟袋"命名斜街,真可谓名副其实了。
烟袋斜街的名字越叫越响,一直流传到今天。
银锭桥
银锭桥位于西城区什刹海的前海和后海之间的水道上。为南北向的单孔石拱桥,因形似银锭故称银锭桥。是什刹海的风景之一,燕京小八景之一。过去站在银锭桥上可遥望西山,景名为“银锭观山”。1984年,原桥拆除重建,仍以银锭为名。
鼓楼
鼓楼位于北京市中轴线上、鼓楼东大街与地安门外大街交会处。与钟楼一起,元、明、清时为北京全城报时中心。“暮鼓晨钟”使全城有序可循。
1924年后停止,1990年起,每年除夕恢复鸣钟击鼓。
鼓楼是一座单体的木结构古代建筑物。灰筒瓦绿剪边,重檐歇山项,通高46．7米,通面宽34米,通进深22．4米,檐下有单昂单翘五踩斗,旋于彩画。楼底层共有拱券式门八座；南北各三座,东西各一座。北墙东侧有旁门,内有登楼石阶梯,南北向倾斜45。,共60级,然后拐弯向西,东西向倾斜45。,亦有9级,即攀登69级石阶梯方到达二楼。
二楼四面均有六抹方格门窗,四周有廊,宽约1．3米,带木护栏,望柱高1．55米, 建筑面积为1925平方米。第三层是暗层。整座建筑坐落在高约4米的砖石台基上,通宽为56米,通进深为33 米。南北有砖砌阶梯,东西为墁坡路。鼓楼总占地面积约为7000平方米。南侧门前有石狮子一对,高约1．25米。
更鼓,为报时器具,置于鼓楼二层上,原有25面,其中,大鼓1面、小鼓24面(以代表1年24个节气)。现仅存大鼓 一面。这面大鼓鼓面直径约1．5米,是用整张牛皮蒙制的,但鼓面已是刀痕累累,是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日本军队所为。
鼓楼击鼓报时,有一定的规律。每晚7时“定更”,击鼓两通,共108声,以后,每个更次都击鼓两通108声,直至五更(晨5时)击最后的“亮更”鼓。击鼓也有一定的节奏,至今,北京仍流传着“紧十 八,慢十八,不紧不慢又十八”之说。
鼓楼上原有铜壶滴漏一座,但早已遗失无考。载：“鼓楼之铜刻漏制极精妙,故 老相传,以为先宋故物,其制为铜漏壶四：上曰‘天池’,次曰‘平水’,又次曰‘万分’,下曰‘收水。口安挠神,设机械,时至,则每刻击铙者八,以壶水满为度。涸则随是增添,冬则用火温之。”当时,钟、鼓二楼击鼓撞钟均以此为度,到了清代改用时辰香计时后,漏壶计时法方废止。
麒麟碑,原在麒麟碑胡同,传说是明代仇鸾府前石影壁浮雕麒麟,故名之。后因仇鸾势败,这块碑被埋在地下,清末民初出土后。被移到鼓楼内。
1949年后,成为“东城区文化馆”的馆址,1984年对鼓楼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