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塘月色》写于1927年7月，当时的朱自清先生，正在清华大学教书，对急剧变化的社会虽然不是无动于衷，但可以说他对当时的社会政治问题考虑得并不是很多。换句话说，他当时考虑得最多的不是社会政局问题，而是首要考虑他自己对家庭的责任及个人的“逃路”问题。这种情况，作者在稍后的另一篇文章《哪里走》中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他说他既不能走革命和反革命的道路，只能采取“超然”的态度，“乐得暂时忘记，做些自己爱做的事业”，于是他选定了一条研究“国学”之路。因为只有这条路才能使他有一个稳定的职业而能让他的家境得以维持但又不受良心的谴责，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小布尔乔亚”的选择。作者在文中是那样的坦诚，他说：“我在小布尔乔亚里活了三十年，我的情调、嗜好、思想、伦理与行为的方式，都是布尔乔亚的，我彻头彻尾，沦肌浃髓是小布尔乔亚。”于是作者选择了与他的“情调”、“思想”、“伦理”相一致的国学研究，完完全全地把自己置身于“象牙塔”之中。这对当时的作者来说也带有一些不得已而为之的味道，甚至对这种选择感到有点悲哀。因为在作者以及当时的许多人看来，“国学研究”是一条“死路”(作者原话)，它再也无法让作者实现人生更高远的目标(包括革命之类)，无法领略人生更美好的境界。因此作者烦恼、愁闷、悲哀。但这种情绪又无法排遣，因此借《荷塘月色》来向世人诉说自己的情怀，这是一篇有感而发的非常典型的“独语体”散文。因此，这篇文章的主题并不是什么“对白色恐怖现实的不满”而产生的苦闷和哀愁，也不是什么“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智者的孤独”，而是表达了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象牙塔中，对现实感到无奈的叹息。

——“象牙塔”里的感叹——《荷塘月色》的主题辨析，罗雪松，广西玉林师范学院中文系，537000，高等函授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05期

朱自清写作《荷塘月色》时，正值蒋介石叛变革命、大革命失败、黑暗笼罩全国之时。作者自述：“这一年的变动，是人们意想所赶不上的。”因而“心中常觉有一点除不去的阴影”，“心里是一团乱麻，也可以说是一团火。”由于作品产生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中，所以读者在阅读欣赏时往往认为文章仅仅是作者因对当时黑暗现实的不满而作。但笔者以为，对当时黑暗现实的不满仅是作者情感抒发的一个方面，文中还隐藏着作者情感抒发的另一方面，即抒发作者在情感压抑的情况下，难逢知音，无法与人沟通的悲哀。明确地讲，就是作者要表达因婚姻状况的不理想而由此产生的孤独、苦闷之情。

从作者的《择偶记》一文中可知，他的第一个妻子是个医生的女儿，由父母包办成婚。在《给亡妇》一文中我们又知，作者对亡妻生前的自咎、愧疚之情有之，而于夫妻之间的共同语言，则少有描述，两人之间缺乏心有灵犀的情感沟通。在这种情况下，朱自清先生排泻情感的最好办法就是独自一人苦闷地夜游荷塘。

“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此句中的“月”，即写出了作者孤独、苦闷之情，也借“月”抒发了由于孤独苦闷引发的内心忧愤、凄苦、寂寞之情。当“我”徜徉完“小煤屑路”的自由天地和受用完“无边的荷塘月色”之后，蝉鸣蛙叫的噪声，把沉浸在自由天地的欣喜和“笼着轻纱的梦”境般的喜悦一扫而光，又使作者回到了“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的现实中来。这时面对现实世界无法摆脱的孤独、苦闷和寂寞，作者只好在他的精神王国里幻化出一个属于自己的热闹、风流、自由美好而又青春多情的世界来满足、慰籍自己精神上的孤独和情感上的无人问津的苦闷心境。

作者本意是想借“另有一番样子”的荷塘之游，驱烦消愁，可是最终也未能如愿，只好思思虑虑、怅怅惘惘地走入家中。当“我”经历了感情上的起起伏伏、波波浪浪，“轻轻地推门进去，什么声息也没有，妻已熟睡好久了”。可见“妻”对“我”的夜游荷塘是比较膈膜的。社会现实对他的压力，回到家里又无诉苦的知己，可想朱自清当时的感受是何等孤独、苦闷了。

文中的“我”虽然没有直接表达对“妻”不能与“我”同甘共苦的不满(“苦”指颇不宁静的心情；“甘”则指对小路自由天地的欣喜和面对荷塘月色美景的陶醉及对古诗里风流热闹无拘无束生活的向往)。但从“我”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独处”和“且受用这无边的荷塘月色好了”，我们能够体会到隐含其中的作者的孤独、寂寞的心情。“我”的苦闷本应与“妻”分忧解愁，伴随左右(尤其人在孤独苦闷时更应如此)，但从“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中，我们却体悟到了作者内心与“妻”咫尺天涯无知己的感伤，这种情感指向笔者认为，是我们在阅读欣赏《荷塘月色》时，所应该把握的。

——谈《荷塘月色》的情感指向，文序，陆艳，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