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司勋，即杜牧，晚唐诗人之翘楚。李商隐有一首七绝，《杜司勋》这样写他：

高楼风雨感斯文，短翼差池不及群。

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惟有杜司勋。

唐代诗歌，经过了初唐的勃兴，盛唐的辉煌，中唐的赓续，到了晚期，已呈神疲力薄之势。

若无杜牧、李商隐那令人耳目一新的格局，恐怕是很难画上圆满句号的。

在中国，凡读过点古文，念过点旧诗的人，几乎不假思索，即能脱口而出这两人的诗句。

那为什么他们的作品，能够拥有千秋万代、持续相继的读者？

道理很简单，因为，从他们心底流出来的诗，永远洋溢着鲜活的新意。

惟其新，诗人也就伴随着读者长存下来。

作诗也许不难，创新却是一件相当不易的事。

鲁迅曾经感叹，他的旧体诗所以未能多作的原因，就在于前人已经把诗写尽了。

一个“尽”字，道出创新者难以为继的苦衷。

创新，遂成了文人的致命伤，困惑着一代又一代想写出点好东西，想写出点新东西的作家和诗人。

自唐已降一千多年，诗人何啻万千，所写的诗、词、歌、赋无以数计，还有什么没想到的，还有什么没写到的，还有什么未开垦的处女地，留给文学的后来者耕耘呢？

鲁迅尽量不写，这就是智者的抉择了。与其露丑，不若藏拙。

可当下，网络之时兴，利益之驱使，经营的用力，让很多识字的人一个劲地投身文字创作这种非文学活动之中。

如此，就难免要有才智退化，想象干涸，情思衰竭，感觉迟钝的可能。

提起笔来，也就只有蹈袭陈规，依样画葫芦，驾轻就熟，因循守旧这条路可走。

于是，出现了近二十年来目睹之怪现象：

一、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多；

二、写小说的人，也快要比读小说的人多；

三、写评论的人，估计不久的将来，肯定会比写作品的人多。

这似乎有点危言耸听，但你仔细看也能发现。譬如，是不是作者多于读者。更不说其余跟着互联网兴起的诸多自媒体。

本来这没什么不对，全民皆能文，那是思想教育的大进步。

但当我看到不少水文，看到诸多模仿，甚至遇见某些怪诞之谈时，我实忍不了，便有些愤慨起来。

如此不在意文学的创新之道，如此不介意文学的生产过剩，大浪淘沙后，能有几粒金子？

看他们津津有味、乐此不疲地，以一年数万部小说以及恒河沙数的诗歌生产速度，为读者制造着“标准粉”式的精神食粮，我不免有些杞人忧天起来。

我想，一个真正把文学当成生命的人，应该不会满足于这样的文学生产方法。

从古至今的文人，稍有点出息的，都不愿落入窠臼，不愿重蹈前辙，不愿嚼别人嚼过的馍，不愿尾随他人走同一条路，这是文人的本能，是文人的天性，也是文人的命根子啊！

由此，我不得不对唐代诗人这种创新的执着，“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语）的一根筋精神赞叹不已。

他们总是希望创造出“今古未尝经人道”（杜牧语）。

“远去笔墨畦径间”（杜牧语）的新格局；

总是努力开拓出“惟陈言之务去”（韩愈语），

“作不经人道语”之“一家言”（李贺语）的新境界。

唐诗之所以为唐诗，就建立在这种不断更新的宏大气象上。

“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这两句话八个字，绝对是那些想在文学领域中要干出些名堂来的人的座右铭。

你要想头角峥嵘，领时代之风骚，你要想独树一帜，引文学之新潮，那就必须有这种本领。

在努力传承的同时，能够不断创新，在博采众长的同时，能够表现自我。

杜牧如此，他的朋友李商隐如此，许浑、和凝、张祜、李绅、姚合等大家前辈也如此，我辈也当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