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直至1912年清政府灭亡，晚清政府在风雨飘摇中煎熬了70年之久，实际上当时清政府真正的醒悟，是在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之后，那个时候中国才醒悟过来。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前一共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为何两次的鸦片战争战败都没有能让当时的中国清醒？

从鸦片战争一直到甲午战争，中间跨越了50年，当时并没有人认为我们遇到了危机。实际上中国的变化真正开始是在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我们被日本人给打败了。

在百年前的那场大变革——帝国转向民国的过程中，产生了三种可能影响中国走向的力量：第一种力量就是孙中山所代表的革命派；第二种力量是我们一贯认为较保守的，甚至有点反动的袁世凯所代表的北洋派；第三种力量就是长期被忽略的，实际上在当时非常重要的，以国内的张謇、国外的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这三种政治力量表面看上去是那么的不同，但实际上三派同源，都源于同一个起点，就是改革或者说改良。无论是革命派的孙中山、北洋派的袁世凯、立宪派的张謇、梁启超，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诉求就是要改良、要改革。他们的起点在时间上都是在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甲午战争对中国的震动比这之前的任何一场战争都要大，都要深远。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中间跨越50年，中国人，尤其是读书人，特别是有科举功名、作为社会支柱的士大夫阶层，没有人认为我们遇到了危机，需要改变什么。所以该考秀才的还是考秀才，考举人的照样考举人，该种地的还是种地。朝廷没有变，民间没有变，什么都没有变。事实上中国的变化真正开始是在1894年甲午战争后，我们被日本人打败了。被英国人打败我们不觉得有什么屈辱，因为英国人是我们所陌生的，我们根本不了解他们，甚至他们从哪里来我们都不知道，因为那个时代我们的地理知识非常贫乏，不知道中国居然不是天下之中心。我们的概念就是天下概念，不是国家概念，民族、国家的概念也是在甲午战争之后逐渐形成的，此前国人认为我们是真正的天朝大国。

但是，甲午战争不一样，日本在中国人的眼里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岛国，人口比我们少的多，文明比我们低。唐代的时候，日本派了大量遣唐使来学习我们的文化，他们竟然能打败我们，我们觉得此时非常丢脸。这个时候，读书人、士大夫阶层开始懵了，学生何以打败老师？一个这么小的邻邦，居然把我们强大的北洋舰队一举歼灭。北洋舰队的实力比日本海军还要强一点，但是我们战败了。我们败的不是军事，我们败的是政治制度。我们的政治制度比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所建立的君主立宪制要落后。我们是绝对的君主专制，人家是君主加立宪，已经是一个现代政治制度，我们还是一个传统的古代政治制度。包括康有为、孙中山在内，很多中国读书人开始反省，要改变中国就要从制度的变革开始。中国的第一轮真正意义上的变革，不是从洋务运动开始。洋务运动就是学人家，你造枪我也造枪，你造船我也造船。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才开始学习人家的制度，才有了戊戌变法，才有了后面的晚清新政。

　梁启超、康有为这些人登上历史舞台就是在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以后，鼓动公车上书开始的。

　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也是在那个时候。袁练的新式陆军请的教练有很多德国人，完全是模仿西方样式建立的一支新式军队。最初招募的7000士兵就是后来北洋军的基础，这支军队实际上就是中国现代化军队的基础，袁的崛起就是他手里掌握了中国最新式的军队。

也就是同一年，刚刚考中状元的一个读书人张謇，没有做官，而是回到了故乡江苏南通，因为正好他的父亲生病死了，按照清朝的规矩要在家守制三年。第二年，张之洞看中张謇，要他办一个新式纺织企业，“状元办厂”，这在中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事，他成为一个成功的实业家，然后影响社会，影响政治。

　另外一个人物，就是革命派的代表人物孙中山。1894年他是一个医生，可是他的兴趣不是治病救人，他想医国。他的第一个举动不是去革命，而是要改良。他写了一封《上李鸿章书》，送到天津，但李鸿章正忙于跟日本人打仗，根本就没有时间去见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孙文。他失望的南下，既然改良的路走不通，万言书都递不上去，那只有革命。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建立兴中会，最大的意义就是它的口号里面已经有创立合众政府这个词，这是一个新的东西，直接导致后来民国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