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发于国学数典论坛] 台湾政治大学学者林文仁，在其著作《派系分合与晚清政治》、《南北之争与晚清政局》两书的后记中，皆如此评价高阳：“在笔者心目中，已故的他永远是一位学院外的伟大史学家”。在《派系分合与晚清政治》“绪论”中，林氏更用超长的篇幅，对原名许晏骈的高阳，有如许之专论： 在晚清派系研究中，却又有些常年投身此中者，因其未入学院门墙，与学院中人对彼等之职业成见，而不受闻问，徒然局限了开拓视界，或增加思考资源之可能。笔者所想及者，即以笔名“高阳”为人所熟悉之历史小说家许晏骈。老实说，笔者总觉纯以小说家名许氏，并不适切，盖在其令人称道之历史小说作品——尤以涉清代宫廷、官僚与派系者为最多——以外，许氏尚有为数不亚于其小说之考据论著行世，个中内容，固与其小说之结构具指导作用也，尤足展现许氏之家学渊源。许晏骈出身晚清仕宦名门之浙江仁和许家。许氏述及自幼即在以宫闱旧闻为床头故事之环境中成长，耳濡目染，而形成他日彼有机会结合文史家学，以探童年闻问之基础。其历史小说如此，其考据之作亦如此。事实上，学界明其所长，而能对其专长之晚清政治史、红学等，给予应有之评价者，亦非尽无，只是多为主流圈外之辈，这便使这位“学院外的史学家”，始终连在相关课堂上被提一提都极少有矣。即有，多为嗤笑之口吻，偏偏若辈一言及“高阳”即只发轻蔑之态者，十之八九未读其考据之作，甚且不知彼有是类作品，不免令人惋惜。平心而论，许氏以小说家性格，浪漫、大胆，而富于想象，部分内容因之而稍显自矜专断，遂招如“第一流的小说，往往不能具有传记般的信实”之讽评，笔者倒觉此正彼得自家学，非经学术训练而形成之过度自信，盖彼或自认不止“知书”，更有“知人”之利，而一般学者只有“知书”之限耳。是否学院正统训练出身之研究者对彼之漠视，触及其缺憾，而令彼形成更大之自矜？此恐已为心理学上之讨论，本文不与焉。笔者只想强调：即令如此，许氏在其著作中，对晚清私家日记、笔记等，阅读之全，与思考之深，确少有能出其右者。以彼几部深涉晚清派系斗争之作品而观，如《同光大老》、《翁同龢传》、《清末四公子》、《清朝的皇帝》第三册等，皆能见此特长。其中，《翁同龢传》一书，讨论尤为集中，甚见许氏用力之深。笔者向与许氏之所发覆，觉足深榷者仍多，但以晚清派系之研究论，放过许著，则必不圆满也。[1] 之所以不厌其烦，将林氏对高阳的高度评价全文照录，乃有感于今日学术界之偏弊，一曰见闻不广，二曰圈内偏见，限制了研究的开展而不自觉。林文仁所没有直接点出者，则是：如果没有高阳《清朝的皇帝》、《同光大老》、《翁同龢传》的启发，林氏《派系分合与晚清政治》一书，也难以达到如此之高的学术水准；高阳对晚清政治史的了解深度，只有少数学者能与之抗衡，而论高阳在研究中综合运用官书、档案、日记、笔记、函札、诗文的能力，在“知人”基础上“论世”的能力，新一代的学者或者永远无法超越。 中山大学桑兵教授在其专著《庚子亲王与晚清政局》绪论中有言：“近代好参与政坛角逐的官绅，大都心术极深，难以探测。非心智过之且能由政治角度予以理解同情，无法透视其内心思维，也就无从判断其外在言行。这可以说是对学人智慧耐力的极大考验。”[2] 我认为，高阳是极少数能通过这一严峻考验的学人之一，其过人学识，建立在家学渊源、自身资质和广泛而深入的阅读基础之上，其治学取径，不是抓住一个题目再去查找文献，而是从深度阅读中发现题目，故能收获甚丰。 读《翁同龢传》，第一感觉是作者对《翁同龢日记》不但烂熟于胸，而且能以此为中心将大量史料与《日记》熔铸为一体，打通千门万户，达到得心应手的境界，于常人未曾留意的字句中，发掘出重要信息。翁同龢早年曾短期外放陕西考差，日记中有“北望京华，东瞻淮甸，南顾吴门，一日九回，寸衷千里，甚矣，游子之不可为也”一语。北望者，念在京任大学士的父亲翁心存；东瞻者，念时任安徽巡抚的兄长翁同书；南顾者，担心太平军会攻陷家乡常熟。高阳据此分析常熟的性格：“翁同龢是孝悌君子，但本性温厚懦弱，只宜于做育人才的太平宰相，不宜于做外官，亦不宜于乱世”[3]。高阳自负“知人”，确实有他的本钱。 翁同书因处理苗沛霖事件不当获罪，被曾国藩严劾入狱，几至于死，高阳引郭则沄《十朝诗乘》“或传湘乡论劾疏草，出李文忠手，翁李不协由此”，虽不能即成定论，却予人启发。翁同龢与李鸿章缠斗多年，终致两败俱伤，虽曰政治路线、行事风格有异，内中私仇的因素也不应忽略。郭则沄任京官参密勿多年，其《庚子诗鉴》因收于《义和团史料》而为世所重，《十朝诗乘》此前则甚少见史家引用，可见高阳搜集史料的嗅觉灵敏无匹。 翁同龢之才学，确是左右逢源的根本。穆宗暴崩，迎醇王之子入宫的上谕，潘祖荫“意必宜明书为文宗嗣”，翁同龢“意必照书为嗣皇帝”[4]。高阳认为：潘祖荫的用意，“在隔断醇王与光绪的父子关系”；而翁同龢的用意，“在继穆宗之统绪，非别立一君”，排除将来废立的可能性。由此，翁同龢得到皇帝本生父醇王的极大好感，得以成为光绪帝师，也为此后的青云直上奠定了基础。 高阳之过人史识，随时皆在书中流露，而觑破清流二张的真面目仅是一例：“张之洞之一切作为，都是为了猎官；张佩纶则确有经世治国的大志，先想辅佐李鸿藻成一番事业，后来看李鸿藻不能有大作为，转移目标与李鸿章相结纳”。[5]而李鸿章之能接纳敌对阵营的清流主将为接班人，出于多重考虑，可谓深谋远虑。可惜人算不如天算，淮系北洋接班计划归于失败，无意中成就了袁世凯。 翁同龢之成为南派领袖，乃是充分利用多次出任主考官的机会，将天下名士尽量收为门生，厚植梯队，张謇和文廷式之得中巍科，皆翁同龢苦心孤诣设计出的结果，其中委曲，高阳将之和盘倒出，甚是有趣。 阎敬铭忠直能干，苦心为国理财，此前已有所了解。但经高阳将阎、翁两人掌户部对国家一益一损两相对照，阎文介公谋国之忠、为官之正，凸显无遗，胡文忠、曾文正之后，恐怕一人而已。也正是在翁氏掌握财权时期，慈禧后才能大兴土木，而置关系国运极巨的海军建设于不顾，将“渤海换了昆明湖”。翁同龢、李鸿章一内一外两大汉人重臣的派系冲突，卒之毁灭了中兴的希望。 戊戌以后，康梁利用维新派在趋新士子心目中的影响力，开动强有力的宣传机器，将翁同龢塑造成维新派的名义领袖，不遗余力地突出翁、康之间的亲密关系“源远流长”，目的是为在海外筹款造势。康梁的策略经营十分成功，至今仍有深信之者。高阳揭破康氏谎言所采用的材料，可谓出人意表。盖治史者多从政治、经学方面看待两人关系，忽视了翁、康两人都是近代书法界巨子，于碑学都有极高造诣。康有为所著《广艺舟双楫》，成书于光绪十五年，奠定了近代头号书法理论家的地位；而翁同龢则被目为晚清头号书法家。然而，在康有为自编年谱和翁氏日记中，都没有留下双方就此书有所探讨的痕迹。高阳以此证明，两人在光绪十五年以前并无联系。神乎其技，堪称绝妙。 甲午中日之战，为晚清史一大转折，史家研究的文字，汗牛充栋。高阳的特出之处，是能从旧材料谈出连串新意。“李鸿章被刺事件腾播国际后，对日本颇为不利，即日本国内舆论亦抱同情中国的态度，但恭王等全然不知利用此有利形势，策动友好国家对日本施加压力。因此，日本始惧，而未几即重现狰狞面目。”[6]屈辱求和之后，李鸿章为个人、淮系名位势力着想，经过冷静算计，乃着意经营联俄路线，“必须强调日本之穷凶极恶，庶几得为联俄铺路”，以故在受伤之后的谈判中，并未据情、据理力争。专业圈内的学者，或者会认为此说乃“诛心之论”，殊不知这正是高阳艺高人胆大的地方，即“知人”而后“论世”，非顶尖高手不敢为也。联系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李鸿章利用与俄国的特殊关系对翁同龢主持的中德胶州湾谈判所进行的“搅局”行为，高阳此说自有其合理性。 李鸿章收受俄国贿赂事，至今仍有争议，有以为孤证不立者。高阳引俄国史家罗曼诺夫《帝俄侵略满洲史》所述为证，同时通过分析《翁同龢日记》所记李鸿章生辰翁氏两次拜访不遇，从旁证实在中德交涉时李鸿章已受俄国控制，其抽丝剥茧之功力，令人叹服。“正月初五为李鸿章生日，以首辅之尊，高龄七十有五，何事不能安然受儿孙门下称觞祝寿，而冒寒夜出？朝中又有何人，即有至急之事，不能登门求教，而须‘寿星’亲自往访？是则夜出乃往俄国公使馆，商吴克托穆电报中所述之事，岂不甚明？”[7] 这等运用周备的背景知识和排除法进行的推断，专业史家不敢轻易为之，盖担心历史人物行事，有时会出于常理之外。然而这种推断，未始不是为进一步的研究开辟空间。 最为精彩的，还是高阳所揭开的，自中德胶州湾交涉至戊戌政变，李鸿章运动翁氏盟友张荫桓叛翁倒翁的惊心动魄的过程。李鸿章策动倒翁和戊戌政变，首先是出于自保。光绪帝对李鸿章在中德交涉中为俄国出力的行为颇有疑心，若进一步追查难保不水落石出。故对李鸿章一系来说，只有排去翁同龢，鼓动太后重行训政，才能平稳过关。翁同龢对张荫桓的态度，经历了从倚靠到怀疑的过程，翁氏日记中的记载彰彰明甚。李鸿章以对张荫桓主办的对英借款的支持，换取张荫桓在对俄妥协上的配合，并借张荫桓此时深得光绪帝信任和赏识的有利时机，罢免翁同龢；汇丰银行借款从无折扣变成八三折放款（即实付贷款本金只得83%），按当时的“潜规则”，张荫桓从中收受回扣数额应十分惊人；在金钱诱惑面前，张荫桓做了李鸿章的帮凶，最终也难逃流放新疆的下场。 “上得山多终遇虎”。林文仁评论高阳有时“稍显自矜专断”，确为的论。《翁同龢传》第四章有一节“长信宫的异闻”，以其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运用中医知识，推断出光绪六年“太后小产”，进而附会传说，以为太后与荣禄之间有“一段孽缘”，则属于“过度诠释”。吾于中医毫无了解，但就常理论之，即算是太后病情、医案显示其有类似“血崩”的症状，也不可随便下结论。盖清中期以来宫廷制度甚为严密，以权力欲极强的慈禧而言，于慈安健在之时，行此苟且之事，风险极大，多年苦心经营很容易毁于一旦。何况，就算慈禧真有通天本事瞒过他人，也不能仅仅依民间无稽之谈，即坐实此事“经手人”即为荣禄。荣禄此时受降二级处分的原因，若从派系斗争角度分析更为合理一些。 高阳此书虽有小疵，但总的来说可称胜义纷呈，其对晚清政治史研究的发覆之功，并世难有其匹。但专业史学界把他看成小说家而完全忽略，爱读其小说者大多又无法欣赏其学术著作的精妙，致使其学术成果，隐而不彰。读者如能将高阳《清朝的皇帝》、《同光大老》、《翁同龢传》与林文仁的两部专著对读，将信吾言之不诬。 注释： [1]林文仁：《派系分合与晚清政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0-12页 [2]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绪论”，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16-17页。 [3] 高阳：《翁同龢传》，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第6页。 [4]《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2006年，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三日条。 [5] 高阳：《翁同龢传》，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第89-90页。 [6] 高阳：《翁同龢传》，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第213页。 [7] 高阳：《翁同龢传》，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第2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