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元年，也就是公元196年，曹操到洛阳将落难的大汉天子汉献帝迎接到许都（今河南省许昌市），将许都作为汉献帝的都城，一直到汉献帝禅位于曹丕前，这里都是名义上的大汉都城。许昌属于豫州下辖的颍川郡，当时的曹操还只是个兖州牧，一年前曹操将入侵兖州的吕布赶走，同时控制了豫州及司隶部分地区，其中就有颍川郡的许昌，至于曹操为什么选择许昌作为汉献帝的都城，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与一番讨论。

在建安元年前后，曹操的势力范围有青州、兖州、豫州及司隶的东部地区，从整个范围来看，许昌在整个势力范围的正中心位置。曹操集团的班底主要是两部分组成：一部是以谯沛为主的武人集团，一部是以颍川、汝南为主的文官集团，荀彧本人就是颍川郡许昌人，或许曹操定都许昌的原因，也有这方面的考虑。建安九年，也就是公元204年，曹操击败袁绍的儿子袁尚，攻破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后，自封为冀州牧，将自已的大本营从许昌迁到邺城，政令皆由邺城发出，而汉献帝及一班汉臣仍留在许都。

曹操为什么要作这样的安排？先说一下当时的大环境。建安九年（204年）时，曹操已经击败了北方的袁绍集团，但还并没有拿下整个北方四州，当时曹操的战略目标，首先是统一河北四州，也就是整个北方，肃清袁氏的力量。这个时候的曹操主要是对北方用兵。这主要是出于军事方面的考虑，另外还有政治方面的考虑。

公元200年前后，发生衣带诏事件，无论衣带诏是否真的是汉献帝本人的意见，还是董承自已编造的，无可否认的是，在许昌的朝廷中，仍然有人反对曹操的专权，曹操作为当时朝廷唯一的权臣，无论是政务还是兵权，都是曹操自已掌控的，虽然曹操是实际的掌权人，但汉献帝毕竟是皇帝，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是可以，但天天与皇帝在一起，难免会产生冲突，无论是政见上，还是仪式上，曹操都得避嫌，毕竟汉献帝还是皇帝，而且还有一帮支持汉室的大臣，如荀彧，荀彧是最早支持曹操的文臣，但同时又是朝廷的尚书令，在名义上，与曹操同为汉官，不存在从属关系。在这一系列的错杂复杂的关系中，与其苦苦思索如何面对，不如退而求次，反而只要控制皇帝就行。

因此曹操之所以要将大本营从许昌迁到邺城，有以下原因：1、军事原因 。首先为了更好的对北方用兵，消灭袁氏残余势力，统一整个北方，邺城在许昌的北方，两地大概相距250公里，邺城离北方四州更近，更方便朝廷军事作战及部署安排。其次邺城是当时北方乃至整个黄河流域最大、最繁荣的城池，邺城所在冀州人口近百万，是北方大州，无论是从发展角度，还是控制北方四州的角度来看，邺城都比许昌要好的多。而且北方四州的富庶程度都要比曹操现有的地盘青州、兖州、豫州及司隶要强的多。

最后，曹操在为将来作准备，曹操已经自封了冀州牧，将来拿下北方四州后，包括原来的地盘，从地图上看，邺城就又成了曹操控制范围的中心。2、政治原因。首先避免与汉献帝产生冲突。皇帝虽然是被控制的，当时的许昌所有武装力量全是曹操的亲信，但并不意味着曹操可以为所欲为，曹操不是董卓，至于表面上对汉献帝是尊重的，而且这个时候的汉献帝仍有很大的用途，挟天子以令诸候并不是一定要在皇帝身边控制，曹操在控制皇帝的同时，又不能过早的表露出野心。

其次避免政治斗争。政治斗争是很残酷的，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当年衣带诏的时候，曹操要是大意，恐怕就没有曹操了，当然也不排除会有下一个董承或下一个衣带诏，远离政治中心，同时又控制政治中心，不失为一种很高明的政治手法。最后培植自已的政治势力。曹操在当时的官职是司空，三公之一，可以开府治事，有自已的一套政治势力，曹操这个时候难免意气风发，虽然在名义上还尊汉献帝，恐怕实际上已有取而代之的野心，将大本营迁到邺城，远离皇帝，培养自已的政治势力，以方便日后封公称王，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