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培尔全称保罗·约瑟夫·戈培尔（1897―1945），其父是一家纺织厂的工头，母亲是一位铁匠的女儿。戈培尔7岁时因患上骨脊髓炎，致使左腿比右腿短一截，走起路来有点瘸。

而且，与一般德国青年男子不同，戈培尔长得十分瘦小。因此，他不可能像当时的许多德国青年那样；通过从军来实现人生的梦想。于是，他转而刻苦学习文化。凭借天主教的资助，他先后读完小学、中学，并开始漫长的大学生涯。戈培尔读的大学之多，可谓世所罕见。他先后就读于波恩大学、法兰克福大学、柏林大学和海德尔堡大学等八所大学。这都是德国的著名高等学府。戈培尔在这些名校中广泛涉猎了各种知识，专修了哲学、历史、文学和艺术，掌握了拉丁文和希腊文。在他仅仅24岁那一年，他获得了海德尔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走出大学校门的戈培尔知识渊博，才华横溢，思想敏捷，文笔锋利，在1922年6月，在慕尼黑王冠马戏场，听到了希特勒的讲演，令其惊叹不已：“现在我找到了应该走的道路―这是一个命令！”从此，戈培尔开始信奉纳粹主义，并于当年加入了纳粹党。

戈培尔纳粹思想狂热，为宣传其信奉的“理想”，他经常在各种场所向公众发表演说，而且慷慨激昂，很有感染力和煸动力。渐渐的，他得到纳粹上层和希特勒的赏识。1926年10月，希特勒任命他为柏林的纳粹党区领袖。1929年，又任命他掌管纳粹党的宣传机构，使其爬上纳粹的高级领导层。

此后几年，戈培尔为使希特勒竞选上台执政，可谓费尽心机，不遗余力。他调动了纳粹党宣传机构的全部人马，进行了德国历史上空前的宣传运动，散发宣传小册子，贴大字招贴，举行无数次的大会，等等，使尽了所有手段。戈培尔的狂热宣传，对希特勒的最终上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希特勒于1933年上台后，立即任命他为国民教育部长和宣传部长。

希特勒建立的独裁专制的法西斯统治，与历史上的所有独裁统治一样，他必然要使纳粹党一党专政合法化，使德国只能听到一种声音，只能有一个政党，并强制人民的意识与纳粹的思想保持一致，为纳粹国家服务。这样，他必须将思想文化阵地完全控制在纳粹党手中，以此对德国人民实行精神控制。而这一切的完成，都是由戈培尔和他的宣传部来操纵的。

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这些起源于欧洲的文明，是现代文明国家的基本准则之一，也是最重要的公民权利。正是这些自由奠定了欧洲繁荣强盛的基础，也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产生的重要条件。试想，如果没有出版自由，像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等批判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国家、号召人民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著作，何以能在资本主义国家制度下出版、发行、传播，又怎么能诞生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而德国，曾经是欧洲出版自由最早的国家。

纳粹党要使这一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在德国消失。他们开始了对这一伟大文明的清算。

戈培尔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焚书运动。1933年5月10日晚上，成千上万的学生高举火炬，在柏林的各条大街上游行，并最终汇集到柏林大学对面的广场周围。

那里已经堆积了无数记载着人类文明的成果的书籍。然后，学生们纷纷将火炬抛向书推。顿时，书籍燃料起来，烈焰腾空，照亮夜晚。人们一边欢呼，一边继续往火里扔书。学生们称这些书籍“对我们的前途起着破坏作用”。以此开端，德国其他城市也纷纷效仿，开始焚书。

戈培尔热情地赞许学生们的举动，在纸灰飘洒中发表演说。他鼓动说：“德国人民的灵魂可以再度表现出来。在这火光下，不仅一个旧时代结束了，这火光还照亮了新时代。”

同时，戈培尔和他的宣传部对出版、报刊、广播和电影也实行了严格的管制，建立起纳粹党领导下的统一的艺术家组织―德国文化协会，其目的是消灭所有跟纳粹党的思想相对立的传播媒介。并按照国家规定的方针、政策和路线从事活动，作品的出版或上演必须经过纳粹宣传部的审查和许可。而由纳粹党制定的法律规定，第三帝国的编辑们必须在政治上和纳粹党保持一致，种族上必须是“清白”的雅利安人。于是，许多不愿为纳粹服务的编辑记者遭到消除，许多不能与纳粹保持一种声音的报刊被停办。余下的报纸和编辑们，要由戈培尔和他领导的宣传部发指令：什么新闻可发，什么新闻不能发，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对首都以外的报刊，则用电报或信件发出宣传指令，告诉他们应该发何种新闻，否则，或撤总编辑或立即停刊。

戈培尔尤其重视广播，认为广播是当时社会最主要的宣传工具，它传递信息迅速，辐射范围广，影响大。因此，必须牢牢掌控德国的广播事业。戈培尔通过宣传部的宣传司和纳粹创立的国家广播协会，控制、垄断了德国的广播公司。从此，这家广播公司充斥着法西斯的一家声音和侵略战争的鼓噪。属于私人的电影公司，也必须在纳粹的宣传部和德国电影协会控制下，每部影片都要严格审查，符合纳粹的思想了，才会被允许上映。

在戈培尔和他的宣传部的精心操纵下，整个德国的舆论处于疯狂的法西斯文化思想氛围中。本来应该向公众传播事实，宣传真理和正义的新闻媒介，竟成为散布谎言、欺骗公众、制造谬论、蛊惑战争的工具。其导向就是对德国人民进行精神控制，使他们都成为法西斯战争的狂热支持者、拥护者，直接参与者。

戈培尔和他的宣传部不仅牢牢控制着全国的舆论工具，而且他们自己还在各种场合亲自出马，大造舆论，以愚弄德国人民。尤其是戈培尔的演说，更是煽动性极强的恶风毒雨，散发在德国社会空气中。应该承认，戈培尔还是很有才华的，他似乎具有将一切事情都能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天赋，而这正是纳粹德国所需要的。1943年2月18日，戈培尔在柏林体育馆发表《论“总体战”》演说，是他试图以纳粹思想俘获本国人民和欺骗世界公众、用纳粹政治来补充军事侵略的狂热尝试的一个典型版本。

戈培尔的所谓“总体战”，无非是戈培尔通过他个人狂热的说教、鼓噪、煽动，全面宣传纳粹的政治思想和希特勒的领袖旨意。他要求人民停止高级娱乐活动、一切服从纳粹的军事胜利等；针对国外的反纳粹势力，他特别警告西方，宣称整个欧洲的危险来自“东方”，企图分裂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戈培尔不仅演说“总体战”时唱高调，演说后，也立即身体力行，付诸行动。他通过宣传部下令关闭了柏林的豪华饭店和高级娱乐场所。他自己不再使用宽敞、阔气的大客厅接待客人，而是使用小房间。这一切，加上会后在全国各处反复放映讲演的纪录片，宣传媒介的大肆报道等，使戈培尔的“总体战”演说成为纳粹德国最成功的群众大会，也是在公众中影响最大、反应最强烈的一场活动。这是戈培尔最典型的表演，是他和他的宣传部的典型策划。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不管戈培尔和他的宣传部门如何欺骗、鼓噪地宣传，但他们逆历史进步潮流而动的行为，终究是要破产的。伴随着世界人民反法西斯力量的不断壮大，势不可挡，德国人民也在觉醒，纷纷开始怀疑、反抗纳粹的独裁专制思想和统治。这一切，彻底敲响了希特勒及其纳粹德国的丧钟，也使戈培尔走上穷途末路。然而，这个纳粹运动的宣传家，顽固的法西斯狂热分子，却不思悔罪，决定与希特勒一样自杀身亡，以逃脱正义的审判，他在残忍地毒死了他的六个孩子后，让勤务兵朝他和他的美丽妻子的后脑开了两枪，然后，他的副官等人遵照其遗嘱，把四桶汽油浇在他们的尸体上点燃。

伴随着希特勒、戈培尔的尸体在熊熊烈火中灰飞烟灭，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灭亡了。戈培尔的纳粹宣传部也寿终正寝了。在一片片被战火烧焦的土地上，德国人民从法西斯的精神控制中走出来，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人权宪章》等法律文件，逐步建立起一个政治民主国家。马丁?路德倡导的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的价值观重新得到普遍尊重和认可。自由的德国在思想文化方面和物质文明建设方面，都繁荣起来，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强国。当然，近些年来，在德国、在欧洲，极右势力、光头党等具有法西斯主义思想倾向的组织，又有所抬头。排外、仇恨犹太人和外籍人的事件时有发生。然而，德国以及欧洲各国的传播媒介、政治团体和广大普通人民，保持了对这股势力的高度警惕与强烈批评、抵制、打击。

的确，无论我们这个世界多么丰富多彩。我们的文化多么的多样化，也没有理由让专制、独裁、限制人民的自由和基本人权的反人类行为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存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