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在新的革命探索实践中开始思考党内生活正常化问题，第一次提出“党内生活政治化”。

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召开，毛泽东亲自起草会议决议，从“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党的组织问题”“党内教育问题”等方面，批评和纠正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

提出红四军党内各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但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做正确路线的教育。

第一次提出“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生活政治化、科学化”的论断，开启了“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新思路。

同时，强调党要“理论联系实际，实行马克思主义”，要注重调查研究；要善于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武器，“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

鉴于当时党内的状况，毛泽东着重强调政党的政治性，实现了由“党内生活”“党的生活”等向“党内生活政治化、科学化”的重要转变。“政治化”强调坚持党的主张和原则，强调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强调坚持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保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科学化。

在当时条件下，初步回答了党在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条件下，如何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入手，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建设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问题，成为我们党积极开展思想斗争、严格党内政治生活并取得成效的重要开端。

之后，虽然没有提出“党内政治生活”这一概念，但“党内生活”“党的生活”等相关概念一直沿用，并且在长期革命实践探索中，党内生活的政治性一直被强调。

1935年召开的遵义会议，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依照民主集中制原则，抵制了共产国际的错误领导，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第一次独立自主解决自己的问题，党内政治生活出现新局面，成为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的一次生动实践。

抗日战争时期，“党内政治生活”内涵不断丰富。六届六中全会重申党的纪律，提炼出“四个服从”，用严格的纪律规范党内生活；特别是延安整风成为党的历史上最为全面、最为集中的党内政治生活实践。

经过延安整风，党彻底排除了错误路线的干扰，初步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党的七大党章阐释了“民主集中制”的深刻内涵，第一次规定了党员的各项权利和义务，把党的政治纪律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解放战争时期，为克服长期游击战争形成的党内错误习惯，我们党陆续制定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关于健全党委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一系列文件，规范党内政治生活。

1949年3月在七届二中全会上，面对党的工作重心即将由农村转向城市、从战争转向生产建设的情况，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并提出“六条规定”，预防党和军队腐败。经过新民主主义时期党的探索实践，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规范初步形成。

扩展资料

首次在党内文件中提出“党内政治生活”这一概念的是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1980年2月，为解决“文革”期间党纪国法遭到践踏，导致党的纪律涣散，党的组织瘫痪，山头主义、派性主义、造反主义盛行，党内生活极端不正常的问题。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提出“党内政治生活”概念，从确定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坚持党性、根绝派性，要讲真话、言行一致，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对待不同意见。

保障党员的权利不受侵犯，选举要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同错误倾向和坏人坏事作斗争，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不准搞特权，努力学习、做到又红又专等12个方面，规范党内政治生活。这是党的历史上的第一次，也是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治党管党的一个创举。

这一《准则》既对当时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解决办法，又对党在长期实践中的宝贵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对党实现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的拨乱反正和全党工作中心的转移，促进党内团结、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党内政治生活制度化、规范化确立了基本规范。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准则》主要是针对当时的历史条件和主要矛盾，目的是肃清林彪、“四人帮”的影响和流毒，着力解决由于“文革”而引起的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问题。

1983年10月十二届二中全会决定开始为期三年半的整党运动，在全党开展以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为基本任务的全面整党,全党在思想、作风、纪律、组织四个方面都有了进步,党内政治生态有了很大改进。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军网-中国共产党内最早使用"党的生活"的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