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打发时间就得多找事情干，这是大家公认的事情，所以俗语说“真正忙的人是匀得出时间的。”
一位闲来无事的老太太为了给远方的外甥女寄张明信片，可以足足花上一整天的工夫；找明信片要一个钟头，寻眼镜又一个钟头，查地址半个钟头，做文章一个钟头零一刻钟，然后，考虑去邻街的邮筒投递明信片要不要带把雨伞，又花掉了二十分钟……就这样，一个忙人总共三分钟就可以办完的事，老太太却要犹豫、焦虑和操劳整整一天。
假如完成工作所需的时间，有如此之大的弹性，那就可以说明工作量和做这份工作的人数之间关联性很小，甚至可能是毫无关系。不认真办事不一定显得悠闲，无所事事也不一定能从懒散上看得出来。
大家可能都认为，事情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应该和办这件事情花去的时间成正比。政治家和纳税人可能相信(偶尔也怀疑)，公职人员多了，工作量肯定就增长了。但有的人不信这一套，他们认为职工人数成倍上升，必定会有某些人闲下来无事可干，要不就是大家的工作时间一律缩短。
对这个问题，相信和怀疑都不正确。
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呢？职工人数和工作量毫不相关，职工人数的增长是服从帕金森定律的。不论工作量有多少，甚至完全没有工作量，职工人数的变化总逃脱不了帕金森定律。这条定律的真实可靠性可以从统计材料得到证实。
然而，一般读者可能更愿意知道，帕金森定律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为什么机构的膨胀是必然发生的？机构膨胀有什么内在的决定因素呢？机构膨胀的动力又是什么？就我们上面将要探讨的问题来看，有两个无需解释就十分明白的事实可以代表机构膨胀的两种动力：其一，当官的人需要补充的是下属而不是对手；其二，当官的人彼此之间是会制造出工作来的。官员制造更多的官员为了弄明白当官的人需要补充的是下属而不是对手，我们假设有个当官儿的A君，他觉得自己劳累过度，究竟是他的工作真的太多，还是仅仅他自己感觉这样，这倒无关紧要。需要顺便提一下，A君的感觉(或许是幻觉)很可能是由于他的体力渐衰而引起的，这本是中年人常见的正常现象嘛!不论工作繁重是真是假，反正他现在只有三种选择：第一，提出辞职；第二，让同事B君来分担自己的工作；第三，要求增加C先生和D先生来当助手。按照一贯的做法，A君恐怕毫无例外地要选择第三种办法了。因为如果辞职，他就失去了领取养老金的权利；请来级别和自己相当的B君，等到日后上一级的W君退休，岂不是在自己晋升的道路上树立了对手？因此，A君宁可找C先生和D先生来当助手，何况C、D二位的到来等于提高了他的地位。他可以把工作分成两份，分别交给C先生和D先生，而自己成了唯一掌握全局的人。说到这儿，有必要强调一下，C先生和D先生二位是缺一不可的。单单补充一个C先生可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只让C先生分担A君的工作，C先生几乎就充当了原本就不想要的B君的角色：C先生成了唯一可以顶替A君的人。所以，要找助手，非找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不可，只有这样，他们才可以相互制约，牵制对方的提升。有朝一日，C先生也开始抱怨疲劳过度(毫无疑问他是会走到这一步的)，A君会跟他商量，给他也配上两名助手。鉴于D先生和C先生的地位相当，为了避免矛盾，A君只得也给D先生增配两名助手。于是，在补充了E、F、G、H四位先生之后，A君自己的晋升就十拿九稳了。
如今，七个人在做A君过去一个人做的工作。也许你会想，这七个人太轻松了，几乎每天都可以躺在办公室睡大觉。但你看到的是每个人都忙得不可开交，实际上连A君也比过去辛苦。
为什么会这样呢？答案是他们彼此之间会制造出许多工作来。比如A君嘱咐要起草一个文件，E兄认为该文件是F兄管辖范围内的事，于是F兄就起草一个初稿。初稿送到C先生那儿，C先生大加修改后送D先生会签。D先生本想把文稿交给G兄来办，不巧兄G请假不在，文稿转到H兄手里。H兄写上自己的意见，经D先生同意送还给C先生。C先生采纳了意见，修改了草稿，然后把修改稿送呈A君审阅。A君怎么办呢？
本来他可以不加审查，签发了事，可是他的脑袋里装了许多其他问题。他盘算到明年自己该接W君的班了，所以必须在C先生和D先生之间物色一位来接替自己；严格来说，G兄够不上休假条件，可是D君又批准他走了，H兄的健康状况不佳，脸色苍白，部分原因是闹家庭纠纷，也许本来该让H兄休假才对；此外，A君要考虑F兄参加会议期间增发工资的事，还有E兄申请调往养老金部去工作的问题；A君还听说D先生爱上了一个女打字员，那可是个有夫之妇；G兄和F兄闹翻了，已经到了互不理睬的地步——谁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因此，当C先生把修改的文件送来的时候，A君本想签个字发了完事。同事们相互制造了矛盾，也给他制造了矛盾，重重矛盾扰得他心烦意乱，而起因无非就是有这么多大大小小的官员们的存在。可A君呢。又是一个办事极为认真的人，他决不敷衍塞责。于是，他仔细阅读文稿，删去C先生和H兄加上的啰嗦话，把稿子恢复到精明能干的F兄最初起草的样子，改了改文字——这些年轻人简直全不注意语法——最后定了稿。
这份定稿，假如说这一系列的官儿们根本就没有出现的话，A君同样也是可以弄出来的。人多了，办同样的事花费的时间反而比过去更多了，谁也没闲着，人人都尽了最大的努力。等到A君离开办公室回家时，天色已晚，暮色沉沉中，办公楼最后一盏灯熄灭了。他两肩下垂，脸上泛起一丝苦笑，思忖着：长时间的工作和白头发一样，是为争取功名而受到的一份惩罚。三流上司，四流下属
当你看了A君制造六个下属的过程，你对这样的(行政、商业或学术)机构就见怪不怪了：高级人员感到无聊乏味，中级人员忙于勾心斗角，低级人员则觉得灰心丧气，工作没有意义。他们都懒得主动办事，因此整个机构毫无业绩。但一个机构究竟是如何变得这么死气沉沉的呢？
在大多数垂死的机构里，它们最后的瘫痪麻木都是长期蓄意诱导和纵容的结果。一开始，假如某个机构里有一个高度无能与妒忌的官员，他在原来的部门没有取得什么成就，却经常想着如何干涉其他部门的事务，以便控制“中央行政”。于是，他会千方百计地排斥所有比自己能干的人，也会设法阻止任何比他能干的人获得提升。他不敢说甲君太能干，所以他说：“甲吗？也许聪明，不过他稳重吗？我比较赞成提升乙。”他不敢说甲君使他觉得自己很渺小，所以他说：“我觉得丙君有较好的判断力。”于是，丙获得提升，而甲则调往它处。最后，整个“中央行政”逐渐填满了比主席、董事或经理更愚蠢的职员。如果机构的主席是个二流货色，他会确保他的下属是三流货色，以此类推，较低的职员就是四流的货色。不久将出现愚蠢自负者之间的真正竞争，人们争先装得自己比谁都更无能，整个机构从上到下，全无智慧之光。到这个阶段时，这个机构实际上已经死亡。那么，我们又如何判断一个三流上司、四流下属的组织呢？“我们太过努力是错误的，我们不能与顶峰层比较，我们在低层同样做着有意义的工作，配合国家的需要，我们应该问心无愧。”“我们不自吹是第一流的。奋勇直前的人真是愚顽，他们自己的工作表现，好像他们是属于顶峰层的人一样。”“思想交流和人员的调换是件好事——可惜从顶峰层来我们这儿的几个人却令人非常失望，我们只能得到被其他部门踢出来的蠢才。”。“哎呀，我们不该抱怨，我们要避免发生磨擦。无论如何，以我们微小的能力，可以尽力做好事情。”如果经常听到这些话，你就可以确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了，他们的这些建议清楚地表示：所定的成就标准太低。他们只求低水准，更低的水准也未尝不可。二流主管发给三流职员的指示，也只要求达到最低的目标。他们不要求较高的水准，因为一个有效的组织不是这种主管的能力所能控制的。“永远保持第三流”的座右铭，以金字刻在他们的大门入口处，三流水准已经成为所有工作的指导原则。但是，他们仍然知道有较高水准的存在，所以一旦升到顶峰层时，他们还是会感到内疚。可是这种内疚为期不久，他们就会重新调整自己、安慰自己。于是，他们又开始踌躇满志、沾沾自喜，他们把所定的目标进一步放低，以至所有的目标都能达到——靶子立在十码处，所以命中率极高。董事们已经做好他们应做的事，感觉自己很成功，事实上，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只不过是费了吹灰之力。结果他们越来越自满，并且洋洋得意地说：“我们的主管是一个明智的人，他从来不多说话——那是他的性格，他也很少犯错误。”“在这里，我们不太相信什么才华，那些聪明人多么令人讨厌，他们扰乱既定的惯例，提出我们从来没有试过的各种各样的新计划，而我们只要拥有简单的常识和合作的精神，就可以取得辉煌的成就。”事情进一步发展，组织也进一步恶化，高级人员不再通过与其他机构的比较来夸耀自己的效率。他们已无视其他机构的存在，不再光顾餐厅的食物，而宁愿带三明治上班。于是，办公桌上布满面包碎屑，布告栏上仍挂着四年前举行的文娱晚会的通告；布朗先生的办公室外挂着史密斯先生的姓名，而史密斯先生的门上注明是罗敏申先生的办公室；破碎的客户以交叉形的木板钉住，电灯开关给接触的人一阵惊险的触电；天花板白灰剥落，如雪片般地洒在地下；电梯久已失灵，洗手间里的水龙头永远关不紧；破裂的天窗上雨水倾盆而下，地下层传来阵阵饿猫的悲号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