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爱玲的笔下，女性在面对“谋生”与“谋爱”的选择时，生存始终被女性放在第一位，在现实的生存面前，爱情只能成为神话。张爱玲无奈地揭示了女性无法突破的生存困境。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个个都被打造成“女结婚员”。第一类是《花凋》里的郑川嫦，第二类是《沉香屑  第一炉香》里的葛薇龙，第三类是《封锁》里的吴翠远。

      张爱玲对女性困境诠释的深刻性，不仅在于她对男权社会中女性被压迫现实的描述，同时她进一步将女性对男性形成的惯性依赖和女性之间的杀戮的现实描述出来。张爱玲笔下的许多女性，她们自觉地成为男权社会的维护者，所获得的“报酬”就是拥有了至上的权势。

      然而，这样一些女性形象，唤起读者的情感并非全是憎恶，而是非常复杂的情绪，这就在于张爱玲给予这些人物以细致、深入的心理分析，使她们的行为得到合理的解释。

      张爱玲一方面对她笔下的女性形象进行严格的批评，但另一方面她也把所有的赞美给了女人。那些女人，如“地母”一般，也如蹦蹦戏里蛮荒世界的女人，因为生存环境的艰难，造就了她们顽强的生命力。张爱玲通过写作，摆脱了“女人在提笔写作时，那些男性价值如何早已进驻其中”的宿命，逃离了男权社会中男性中心观的影响，从而解构了男性的中心地位，这使她具有超越那个时代的女性意识。